孟子

孟子（約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軻，字子輿 ，鄒國（今山東鄒城東南）人。戰國時期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是孔子之後、荀子之前的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孔子並稱“孔孟”。孟子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思想，被韓愈列爲先秦儒家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元朝追封爲“亞聖”。孟子的言論著作收錄於《孟子》一書。其中《魚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人之於國也》和《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等篇編入中小學語文教科書中。

【人物生平】
早年受教
孟子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孟孫氏衰微後，有一支從魯遷居到鄒國，就是孟子的祖先。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孟子“受業子思（孔伋，孔子之孫）之門人”；孟子沒有講他的老師的姓名，卻是說：“予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朱熹雲：“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 而根據《史記·孔子世家》子思的父親孔鯉（孔子的兒子）生卒年以及魯繆公（魯穆公）的在位時間進行推算，孟子受業於子思是難以成立的。由此看來，孟子師從子思之門人較爲妥貼。
趙岐《孟子題辭》認爲“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孟子幼年和孔子一樣，在母親的教育下成長，孟母教子的故事，史書上記載頗多，孟母的言傳身教對孟子成爲“亞聖”具有巨大的作用。
遊說齊宋
孟子對孔子備極尊崇，他在《公孫醜》上說：“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曾經遊歷齊、宋、滕、魏、魯等國，前後有二十多年。他遊歷列國的具體時間，已說不十分準確，只能依據《孟子》一書的記載，說明大體上的時間和情況。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仁政學說，在諸侯國合縱連橫，戰爭不斷時期，作爲銳捷的思想家，孟子意識到了當時的時代特徵和趨勢，建構了自己的學說。與孔子一樣，他力圖將儒家的政治理論和治國理念轉化爲具體的國家治理主張，並推行於天下。而當時各個思想家爲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遊說各國諸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孟子開始周遊列國，遊說於各國君主之間，推行他的政治主張。
孟子大約在45歲之前率領弟子出遊各國。孟子第一次到齊國，是在齊威王年間（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當時匡章揹着“不孝”的壞名聲，孟子卻“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到了齊國，孟子宣揚他的“仁政無敵”主張，他在齊國很不得志，連威王贈送的“兼金一百”鎰，都沒有接受，就離開齊國。
齊威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爲君的時候，孟子到了宋國。他在宋國期間，滕文公還是世子，他去楚國經過宋國時見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他從楚國回來又在宋國見到孟子。孟子說：“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意思是說，只要好好地學習“先王”，就可以把滕國治理好。
回鄒赴滕
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饋贈的七十鎰金，離開宋國，回到鄒國。《梁惠王下》記載說，鄒國同魯國發生了衝突。鄒穆公問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回答說：“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他說，這就像曾子說的那樣：你怎樣對待人家，人家就將怎樣回報你。現在，您的百姓可得到報復的機會了，您不要責備他們吧！
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兩次到鄒國來向孟子請教怎樣辦理喪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來到滕國。滕文公親自向孟子請教治理國家的事情。孟子說：“民事不可緩也。”他認爲人民有了固定產業收入，纔有穩定的思想道德和社會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後，還必須對之進行“人倫”的教化。“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畢戰詢問井田制的情況。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接着講了一遍井田制。最後說，我說的是大概情況，您和您的國君參照着去做吧。
農家許行從楚國趕到滕國來。許行主張君民並耕而食，反對不勞而獲的剝削、壓迫；主張實物交易，物品在數量、重量上相等的，價格相同。孟子抓住許行以小農的平均主義思想否定社會分工這一弱點，大講“物之不齊”的道理，並以“勞心”“勞力”的劃分來論證剝削制度、階級壓迫的“合理性”。
奔赴魏國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國的自身都難保，根本談不上實行他的政治主張。他在梁惠王後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離開滕國到了魏國。這時，孟子已經五十三歲。惠王見到孟子就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最反對國君言利，所以回答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當時梁魏屢敗於他國，所以梁惠王對孟子說：“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灑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梁惠王講了一套施仁政於民的辦法。他說，這樣，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擊擁有堅甲利兵的秦楚軍隊。梁惠王問的是怎樣報復齊、秦、楚的具體辦法，孟子回答的卻是空泛的道理，當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視。
孟子到魏國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兒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見到梁襄王，對他的印象很壞，說他不像個國君。這時，齊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離開魏國又到了齊國。
二度奔齊
孟子約於齊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遊齊國，受到禮遇。齊宣王見到孟子就問：“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回答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齊宣王想效法齊桓公、晉文公圖謀霸業；孟子的政治主張卻是效法“先王”，實行“仁政”。他講的“保民而王”、“制民之產”的道理，雖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階級的長久利益，但並非“富國強兵”的當務之急，從而被看成“守舊術，不知世務”。
燕王噲因讓國給燕相子之，引起燕國內亂。齊宣王六年（公元前314年），齊宣王乘機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獲全勝。齊宣王對孟子說：“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說：“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宣王不聽，“燕人畔”，宣王后悔說：“吾甚慙於孟子。”
孟子對齊宣王的進言很多，並未見用。他本來打算依靠齊宣王來推行他的政治主張，但齊宣王只是把他當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來尊重，而不是想實現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這一點，便準備回鄉。齊宣王派人告訴孟子：“我欲中國（國都中）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這實際上是把孟子當作一塊招牌，博得尊賢重士的名聲。
《公孫醜》下記載，孟子離開齊國，在齊的邊境晝地停留了三宿。有人問他：“爲什麼這樣遲緩？”他說：“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有人說：“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樣子。”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我何爲不豫哉？”他以歷史循環理論的觀點認爲將要有“王者”興起，來統一天下。他寄希望於齊宣王，企望在齊國有所作爲，但願望落空了，只得離開齊國。
再遊宋國
齊楚曾經有合縱之約。秦使張儀以土地之利誘騙楚懷王與齊絕交。楚齊已經斷交，楚也發覺見欺。公元前312年，楚大發兵與秦戰，兩次大敗於秦。
當秦楚正要交戰的時刻，孟子從齊國到宋國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告子下》記，宋牼聽到秦楚要打仗，準備去說秦、楚罷兵。孟子問宋牼用什麼宗旨去說秦、楚。宋牼說：“我將言其不利也。”孟子反對言“利”，主張講“仁義”。他說：“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君臣、父子、兄弟終（盡）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他說：“先王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孟子再遊宋時，宋君偃早已自立爲王。《滕文公》下記載，孟子的弟子萬章問：“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說，湯、武行王政，他們的征伐，是從水火中拯救百姓，誅殺殘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擁護，“而無敵於天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去宋赴魯
不久，孟子便離開宋國到了魯國。這時候正是魯平公將要使孟子的弟子樂正子爲政。魯平公將要去拜訪孟子，因爲他所寵愛的小臣臧倉說了孟子的壞話，而又改變了主意。樂正子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說：“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這時已經六十幾歲，便回到老家鄒國，不再出遊了。
講學著書
孟子一生的經歷，也很像孔子，過着長期的私人講學的生活，中年以後懷着政治抱負，帶着學生周遊列國。隨從的學生最盛的時候，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他也是到處受到當權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國，都無所顧忌地批評國君，甚至責備得國君“顧左右而言他”，而他的政治主張卻不被接受。
孟子晚年回到故鄉，從事教育和著述。他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樂的事。”他在家鄉與萬章等人整理《詩經》《書經》，闡發孔丘的思想學說，寫成《孟子》一書。

【主要作品】
《孟子》一書是孟子的言論彙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而成，記錄了孟子的語言、政治觀點（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貴君輕）和政治行動，屬儒家經典著作。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自從宋、元、明、清以來，都把它當做家傳戶誦的書。《孟子》是四書中篇幅最大的部頭最重的一本，有三萬五千多字，一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內容。

《孟子》有七篇十四卷傳世：《梁惠王》上、下卷；《公孫醜》上、下卷；《滕文公》上、下卷；《離婁》上、下卷；《萬章》上、下卷；《告子》上、下卷；《盡心》上、下卷。

《史記》說孟子有著述七篇傳世，《漢書·藝文志》說有十一篇。東漢末趙岐說孟子有《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四篇外書，則十一篇當是在七篇外又加外書四篇。趙岐認爲外書四篇內容膚淺，與內篇不合，當是後人所作。流傳至今的《孟子》，即趙岐所說的內篇。

考諸《孟子》，孟軻所見時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齊宣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等皆稱諡號，恐非孟子自作時所爲也；又記孟子弟子樂正子、公都子、屋盧子皆以“子”稱，也斷非孟子之所爲。其編定者極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書大約在戰國中期。

《孟子》中有多篇語段選入語文教科書，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魚我所欲也》《王顧左右而言他》《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富貴不能淫》等。

【後世紀念】
紀念設施

孟廟

孟廟，又稱“亞聖廟”，是歷代祭祀孟子的地方。孟子有廟奉祀始於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孔子四十五代孫孔道輔守兗州後，尋訪孟子墓於鄒縣城東北四基山麓，遂在墓旁創建孟廟。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由邑士徐紱及鄉人出資將孟廟遷於鄒縣城南。後經金、元、明、清歷代拓展和維修，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達到現規模。

孟廟佔地2.4萬平方米，南北呈長方形，前後五進院落，前有欞星門、亞聖廟石坊、泰山氣象門；自第三進院落分左、中、右三路，中有承聖門、亞聖殿、寢殿；東有啓賢門、啓聖殿、啓聖寢殿；西有致敬門、致嚴堂、祧祖祠、焚帛池。廟內有歷代碑刻270餘塊，古樹名木300餘株，古人謂之是“古木參天繞古祠”“滿地豐碑滿壁詩”。 [19]

先師廟

“先師廟”也稱“孟軻廟”，位於孟軻東村。據傳，孟子在遊說各國期間，從齊國到魏國，途經干城（今河南省濮陽市華龍區孟軻鄉孟軻村）被大雨所阻。當時孟子聲望頗高，一時間奔走相告，轟動全村。孟子住處門庭若市，登門求教者絡繹不絕。孟子見此人如此好施樂道，決定留下講學數日。干城人也以此爲榮，於是就在孟子講學的地方建“先師廟”，把村名改爲孟軻以示紀念。

清嘉慶六年 （1801），開州（今濮陽）知州張極重修孟軻廟，併爲“大賢名不可名村”，將孟軻村改爲大賢店。1958年廟毀。1981年複名孟軻村至今。孟廟，又稱亞聖廟，爲歷代祭祀孟子的場所。亞聖殿爲孟廟的主體建築，大殿正面重檐之間高懸一匾，上書“亞聖殿”楷書貼金大字。正中門額上掛“道闡尼山”橫匾一塊。殿內承以八根巨型朱漆木柱，迎門正面兩柱掛以一副巨型抱柱對聯，“尊王言必稱堯舜，憂世心切同禹顏。”對聯和門匾都是清代乾隆手書。東側神龕雍正皇帝手書“守先待後”的金匾一塊。山東又稱爲孔孟之鄉。

七篇貽矩

山東鄒城孟府大堂檐下正中懸掛着“七篇貽矩”金匾，“七篇”指的是《孟子》七篇，即《梁惠王》《公孫醜》《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貽”是贈給的意思；“貽矩”指《孟子》七篇給天下人爲人處世的規矩。

紀念郵票

2000年11月11日，國家郵政局發行《中國古代思想家》郵票一套六枚。其中，第二枚爲古代思想家孟子郵票，面值80分。

【主要影響】
思想綜述

孟子的主要思想就是：仁、義、善。《孟子》全書雖非全是孟子手筆，但爲孟子弟子所記，皆爲孟子言行無疑。從書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論和思想：

在人性方面，主張性善論，以爲人生來就具備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人可以通過內省去保持和擴充它，否則將會喪失這些善的品質。因而他要求人們重視內省的作用。

在社會政治觀點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論。仁政就是對人民“省刑罰，薄稅斂。”他從歷史經驗總結出“暴其民甚，則以身弒國亡，”又說三代得天下都因爲仁，由於不仁而失天下。強調發展農業，體恤民衆，關注民生，他在《寡人之於國也》中說：“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7] 他又提出民貴君輕的主張，認爲君主必須重視人民，“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過，臣下則諫之，如諫而不聽可以易其位。至於像桀、紂一樣的暴君，臣民可以起來誅滅之。他反對實行霸道，即用兼併戰爭去征服別的國家；而應該行仁政，爭取民心的歸附，以不戰而服，也即他所說的“仁者無敵”，實行王道就可以無敵於天下。

在價值觀方面，他強調捨身取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強調要以“禮義”來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爲優越的物質條件而放棄禮義，“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後人稱爲“亞聖”。自中唐的韓愈著《原道》，把孟子列爲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開始，出現了一個孟子的“升格運動”，孟子其人其書的地位逐漸上升。《孟子》一書，在漢代就被認爲是輔翼“經書”的“傳”，和孔子的《論語》並列。至五代，後蜀主孟昶下令將《易》《書》《詩》《禮》《周禮》《儀禮》《公羊傳》《穀梁傳》《左傳》《論語》《孟子》十一經書寫刻石。《大學》和《中庸》被認爲是孔子弟子曾參和孔子之孫子思的著作，這樣，《孟子》一書便與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

宋代孟子的地位迅速上升。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孟子》一書首次被列入科舉考試科目之中。元豐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爲“鄒國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廟。以後《孟子》一書升格爲儒家經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爲“四書”，其實際地位更在“五經”之上。元朝至順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爲“亞聖公”，以後就稱爲“亞聖”，地位僅次於孔子。在明清兩代，官方規定，科舉考試的八股文題目必須從《四書》中選取，要“代聖人立言”。於是，《孟子》一書便成了明清兩代士子們的必讀書之一。

明朝朱元璋輯有《孟子節文》，刪掉《孟子》裏的章句，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等。朱元璋曾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並詔告天下說孟子的不少言論“非臣子所宜言”。下令將孟子逐出文廟。次日錢唐上疏力爭勸阻，加之天文官也上奏文星暗淡無光，於是朱元璋又下一道諭旨：“孟子辯異端，辟邪說，發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又恢復了孟子在文廟中的待遇。

仁政學說

孟子根據戰國時期的經驗，總結各國治亂興亡的規律，提出了一個富有民主性精華的著名命題：“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認爲如何對待人民這一問題，對於國家的治亂興亡，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通過大量歷史事例反覆闡述這是關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意思是說，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在最後。孟子認爲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爲先，爲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

孟子提出了爭取民心、尊賢任能的主張。在天下紛爭，干戈擾攘、諸侯改立的時代，民心的向背，已成爲國家興亡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教訓了。孟子看到了這一點，他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離婁》上）爲了得天下，必須得民、得民心，而民心之所向，在於他們的願望、需求能夠得到實現。孟子認爲，只有實行仁政、摒除霸道，才能做到這一點。齊桓晉文興霸業，雖曾一匡天下，但爲時不久也衰落下去。所以，他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要保民，就要使他們的生活得到安定，生存不受到威脅，人民就會像流水一樣歸向“聖王”。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爲仁政學說，成爲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論，是以仁政爲內容的王道，其本質是爲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運用於政治，以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

孟子一方面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爲“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並且模仿周制擬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係，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

孟子認爲，這是一種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反之，如果不顧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將會失去民心而變成獨夫民賊，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體內容很廣泛，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着一條民本思想的線索。這種思想是從春秋時期重民輕神的思想發展而來的。

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就是劃分整理田界，實行井田制。孟子所設想的井田制，是一種封建性的自然經濟，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爲基礎，採取勞役地租的剝削形式。每家農戶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喫穿自給自足。孟子認爲，“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只有使人民擁有“恆產”，固定在土地上，安居樂業，他們纔不去觸犯刑律，爲非作歹。孟子認爲，人民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統治者再興辦學校，用孝悌的道理進行教化，引導他們向善，這就可以造成一種“親親”“長長”的良好道德風尚，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認爲統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擁護，這樣便可以無敵於天下。

孟子所說的仁政要建立在統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礎上。孟子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種同情仁愛之心。但是，這種同情仁愛之心不同於墨子的“兼愛”，而是從血緣的感情出發的。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這種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體現。

仁，據孟子解釋，就是“人心”。仁的標準，根據《孟子》一書可以概括爲：第一、親民。孟子主張統治者要“與百姓同之”，“與民同樂”。第二、用賢良。“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滕文公》上）“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公孫醜》上）“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第三、尊人權。孟子公開宣揚“民爲貴”、“君爲輕”的口號，提倡在一定的範圍調和統治者和勞動人民的關係。第四、同情心。要求統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辦法來治民。認爲這樣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歡迎和擁護，從而達到“無敵於天下”。第五、殺無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孟子要求對一切殘民以逞的暴君污吏進行嚴正的譴責，力圖把現實的社會發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軌道上來。

孟子以“仁政”爲根本的出發點，創立了一套以“井田”爲模式的理想經濟方案。提倡“省刑罰、薄稅斂”、“不違農時”等主張。要求封建國家在徵收賦稅的同時，必須注意生產，發展生產，使人民富裕起來，這樣財政收入纔有充足的來源。這種思想，是應該肯定的。作爲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孟子還提出重農而不抑商理論，改進了傳統的“重農抑商”的思想，這種經濟觀念在當時是進步的。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對後世確立限制土地兼併，緩和階級矛盾的治國理論有着深遠的影響及指導意義。

哲學思想

孟子哲學思想的最高範疇是天。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殘留的人格神的含義，把天想象成爲具有道德屬性的精神實體。他說：“誠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誠這個道德概念規定爲天的本質屬性，認爲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觀唸的本原。孟子的思想體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都是以天這個範疇爲基石的。

孟子的思想是複雜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義的成分居多：《孟子》書中所反映出來的關於認識論的見解，包含着許多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的。在《孟子》中有云：“……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許多知能必須經歷困難，經過挫折、失敗，不斷取得教訓，受到鍛鍊，然後才能得之。客觀世界有其自己的規律，是人所不能違反的。

孟子明確地看到，一切事物發展和變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進程。他在書中講了一個故事作爲比喻：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公孫醜》上）

認識世界是爲了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環在於掌握客觀規律。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據水勢就下、可導而不可遏的規律，來說明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都須如此。

孟子的天道認爲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間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興衰存亡、富貴窮達，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對於天必須百依百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他站在唯物主義反映論的對立面，否認人的思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認爲人生下來就具有與生俱來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孟子的主要哲學思想，是他的“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相對（梁啓超認爲孟子的“性善論”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惡論”強調了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論”是孟子談人生和談政治的理論根據，在他的思想體系中是一箇中心環節。他認爲：“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盡心》上）

孟子以“性善論”作爲人們修養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論根據，認爲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要求源於人的本性本心，有倫理學意義，同時“性善論”認爲通過學習人人可以成爲堯舜那樣的君子，又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的教育意義。在心性修養方面，孟子從“性善論”這一根本思想出發，認爲實行“仁政”的最重要的動力，完全仰仗於君子大發“仁心”。這種“良知”“良能”，“操之所存，舍之所亡”，貴在一個“養”字。孟子以子思的“思誠之道”爲依據，提出了“盡心”、“知性”、“知天”等觀點，從而形成了一套含有主觀唯心主義成分的思想體系。

教育思想

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的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他們都把全民教育當作實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主張“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滕文公》上）加強學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當政者要身體力行，率先垂範。“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離婁》上）以榜樣的力量，教化百姓。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倫”，以建立一個“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滕文公》上）的和諧融洽的有人倫秩序的理想社會。

孟子一貫以孔子的正統的繼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貢獻也是無與倫比的。他不僅授徒講學，培養出了樂正子、公孫醜、萬章等優秀的學生，還與弟子一起著書立說，著《孟子》七篇，留給後世。猶如綿綿春雨，普降於漫漫的歷史文化中。

對教育方法的改進，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傳統教育方法。當他的得意門生公孫醜詢問有的君子爲何不親自教育自己的兒子時，孟子回答道：“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離婁》上）父子之間由於感情深厚，父親對兒子的教育往往不嚴，對於兒子的一些錯誤和毛病也因爲溺愛和驕慣而放任，從而使正確的教育難以爲繼。所以，“父子之間不責善”，易子讓別人來教育，既能從嚴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間的親密關係，不傷害感情。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肯定在進行教育時，必須採取因人而異的多種方法。而且，對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發展。認爲教育學生必須要有一定的標準，使學生有一個明確的奮鬥目標。孟子所倡導的學習方法和教育方法是中國古代教育學的結晶，對今天的學習和教育仍然有着一定的參考價值。

倫理道德

孟子把道德規範概括爲四種，即仁、義、禮、智。他認爲“仁、義、禮、智”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東西，不是從客觀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時把人倫關係概括爲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爲，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爲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係的基本的道德規範。他認爲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用仁義來處理各種人與人的關係，封建秩序的穩定和天下的統一就有了可靠保證。

“仁義”是孟子的道德論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說的“仁義”，是有階級性的，是建築在封建等級社會的基礎之上的。但是，他反對統治者對庶民的剝削，反對國與國和家與家的戰爭。

仁是一個古老的政治思想範疇。《說文》解釋仁字：“仁親也。從人二。”隨着社會的發展，它的含義也不斷有所衍變。孔子論仁，則給予了更多的充實和發揮。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孔子在多種意義上運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學說的理論上還不夠完整而嚴謹。

孟子也最重仁。孟子對於孔子仁的思想的發展，特別表現在孟子以性善論爲基礎，提出由此而生仁義禮智四德，其中心點是爲仁。還進一步論述仁義禮智四者的關係，第二，在關於仁的倫理思想的基礎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學說。孟子以仁作爲施政的出發點，要求統治者“施仁政於民（《梁惠王》上），還具體地提出了在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具體的仁政措施。

孟子根據性善論思想，認爲儘管各個社會成員之間有分工的不同和階級的差別，但是他們的人性卻是同一的。他說：“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這裏，孟子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擺在平等的地位，探討他們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這種探討適應於當時奴隸解放和社會變革的歷史潮流，標誌着人類認識的深化，對倫理思想的發展是一個巨大的推進。

文學成就

《孟子》一書不僅是儒家的重要學術著作，也是中國古代極富特色的散文專集。孟子以“言近而指遠”爲“善言”（《盡心》下）。他的文章前襟如話，明白曉暢，而又寓意深遠，真正實踐了自己的主張。其文氣勢充沛，感情洋溢，邏輯嚴密；既滔滔雄辯，又從容不迫。用形象化的事物與語言，說明瞭複雜的道理。其形式上雖然沒有脫離語錄體，但相比之於《論語》有了很大的發展。

《孟子》一書對後世散文的發展影響深遠，如賈誼、韓愈、柳宗元、蘇洵、蘇軾等散文家，他們說理的痛切、感情的激烈、氣勢的奔放、詞鋒的銳利，都受到《孟子》的影響。

【軼事典故】
孟母三遷

從前孟子小的時候，父親早早地去世了，母親守節沒有改嫁。孟子的母親對孟子的教育很是重視，管束甚嚴，希望有一天孟子能成纔爲賢。

一開始，他們住在墓地旁邊。孟子就和鄰居的小孩一起學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樣子，玩起辦理喪事的遊戲。孟子的媽媽看到了，就皺起眉頭：“不行！我不能讓我的孩子住在這裏了！”孟子的媽媽就帶着孟子搬到市集。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鄰居的小孩，學起商人做生意吆喝的樣子。孟子的媽媽說：“這個地方也不適合我的孩子居住！”孟子的媽媽又帶着孟子去靠近殺豬宰羊的地方去住。孟子便學起了買賣屠宰豬羊的事。孟子的媽媽知道了，又皺皺眉頭：“這個地方依然不適合我的孩子居住！”於是，他們又搬家了。

這一次，他們搬到了學校附近。每月夏曆初一這個時候，官員到文廟，行禮跪拜，互相禮貌相待，孟子見了一一都學習記住。孟子的媽媽很滿意地點着頭說：“這纔是我兒子應該住的地方呀！”於是在此居住了。

孟子受教

《韓詩外傳》載：孟子的妻子獨自一人在屋裏，蹲在地上。孟子進屋看見妻子這個樣子，就向母親說：“這個婦人不講禮儀，請準許我把她休了。”孟母說：“什麼原因？”孟子說：“她蹲在地上。”孟母問：“你怎麼知道的？”孟子說：“我親眼看見的。”

孟母說：“這是你不講禮儀，不是婦人不講禮儀。《禮經》上不是這樣說嗎，將要進門的時候，必須先問屋裏誰在裏面；將要進入廳堂的時候，必須先高聲傳揚，讓裏面的人知道；將進屋的時候，必須眼往下看。《禮經》這樣講，爲的是不讓人措手不及，無所防備。而今你到妻子閒居休息的地方去，進屋沒有聲響人家不知道，因而讓你看到了她蹲在地上的樣子。這是你不講禮儀，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講禮儀。”

孟子聽了孟母的教導後，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再也不敢提起休妻的事了。

斷織喻學

孟子最初對學習很有興趣，時間一長就厭煩了，經常逃學。孟母知道後非常生氣，拿起刀來，把織布機上的經線割斷，說道：“你的廢學，就像我割斷織布機上的線，這布是一絲一線織起來的，現在割斷了線，布就無法織成。君子求學是爲了成就功名，博學多問才能增加智慧。你經常逃學怎麼能成爲有用之材呢？你今天不刻苦讀書，而是惰於修身養德，今後就不可以遠離禍患，將來不做強盜，也會淪爲廝役！”

孟母用“斷織”來警喻“輟學”，指出做事必須要有恆心，一旦認準目標，就不爲外界所幹擾。半途而廢，後果是十分嚴重的。“斷織喻學”的一幕在孟子小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既驚且懼的鮮明印象，孟子從此旦夕勤學，終於成爲中國歷史上的儒學大師。

殺豚不欺子

當孟家還在廟戶營村集市旁居住時，孟子看到鄰居殺豬，不解地問母親：“鄰家殺豬幹什麼？”孟母當時正忙，便隨口應到：“煮肉給你喫！”孟子十分高興，等待食肉。

孟母深知做人要誠實，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而且她深深知道身教重於言傳。爲了不失信於兒子，儘管家中十分困難，孟母還是拿錢到東邊鄰居家買了一塊豬肉，讓兒子喫了個痛快。

始作俑者

這句成語出自於《孟子·梁惠王上》：“仲尼（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

戰國時，有一次孟子和梁惠王談論治國之道。孟子問梁惠王：“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殺死人，有什麼不同嗎？” 梁惠王回答說：“沒有什麼不同的。”孟子又問：“用刀子殺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麼不同？” 梁惠王說：“也沒有什麼不同。”孟子接着說：“現在大王的廚房裏有的是肥肉，馬廄裏有的是壯馬，可老百姓面有飢色，野外躺着餓死的人。這是當權者在帶領着野獸來喫人啊！大王想想，野獸相食，尚且使人厭惡，那麼當權者帶着野獸來喫人，怎麼能當好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曾經說過，首先開始用俑（活人殉葬）的人，他是斷子絕孫、沒有後代的吧！您看，用人形的土偶來殉葬尚且不可，又怎麼可以讓老百姓活活地餓死呢？”

五十步笑百步

戰國時代，戰爭連年不斷，可苦了各國的老百姓。孟子看了，決定周遊列國，去勸說那些好戰的君主。孟子來到梁國，去見了好戰的梁惠王。梁惠王對孟子說：“我費心盡力治國，又愛護百姓，卻不見百姓增多，這是什麼原因呢？” 孟子回答說：“讓我拿打仗作個比喻吧！雙方軍隊在戰場上相遇，免不了要進行一場廝殺。廝殺結果，打敗的一方免不了會棄盔丟甲，飛奔逃命。假如一個兵士跑得慢，只跑了五十步，卻去嘲笑跑了一百步的兵士是‘貪生怕死’。”

孟子講完故事，問梁惠王：“這對不對？”梁惠王立即說：“當然不對！”孟子說：“你雖然愛百姓，可你喜歡打仗，百姓就要遭殃。這與五十步笑百步同樣道理。”

一曝十寒

戰國時代，遊說之風十分盛行。一般遊說之士，不但有高深的學問、豐富的知識，尤其是以有深刻生動的比喻，來諷勸執政者，最爲凸出。孟子也是當時的一個著名辯士，在《告子上》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孟子對齊王的昏庸，作事沒有堅持性、輕信奸佞讒言很不滿，便不客氣地對他說：“王也太不明智了，天下雖有生命力很強的生物，可是你把它在陽光下曬了一天，卻放在陰寒的地方凍了它十天，它那裏還活着成呢！我跟王在一起的時間是很短的，王即使有了一點從善的決心，可是我一離開你，那些奸臣又來哄騙你，你又會聽信他們的話，叫我怎麼辦呢？”接着，他便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下棋看起來是件小事，但假使你不專心致志，也同樣學不好，下不贏，弈秋是全國最善下棋的能手，他教了兩個徒弟，其中一個專心致志，處處聽奕秋的指導；另一個卻總盼望有天鵝飛來，以射鵝爲樂。兩個徒弟是一個師傅教的，一起學的，然而後者的成績卻差得很遠。這不是他們的智力有什麼區別，而是專心的程度不一樣啊。”

後人將孟子所說“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精簡成“一曝十寒”一句成語，用來比喻修學、做事沒有恆心，作輟無常的一種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