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

王鏊（1450—1524）明代名臣、文學家。字濟之，號守溪，晚號拙叟，學者稱震澤先生，漢族，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十六歲時國子監諸生即傳誦其文，成化十一年進士。授編修，弘治時歷侍講學士，充講官，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博學有識鑑，有《姑蘇志》、《震澤集》、《震澤長語》。

【其人其事】
正直清廉
王鏊居官清廉，爲人正直，時稱“天下窮閣老”。弘治初，王鏊升爲侍講學士，擔任講官。宦官李廣引導皇帝遊玩西苑，王鏊就講周文王不敢在出遊狩獵方面縱情娛樂的故事，反覆規勸皇上，情真意切，皇上被感動了。講完後，皇上對李廣說：“講官指的就是你們這些人啊。”壽寧侯張巒以前與王鏊有交往，等到張巒富貴以後，王鏊就再不與他來往了。皇太子出就封國，朝中大臣請求遴選正直之士做皇太子的宮僚，王鏊保持原有的官職兼任諭德。不久轉任少詹事，又被提升爲吏部右侍郎。王鏊曾經向皇上陳奏邊防策略，他認爲如今火篩、小王子並不值得畏懼，而本朝奸佞小人亂政，大臣將士功罪不分明，職責不專一，法令不實行，邊境空虛，這些纔是最可怕的。但願皇上振奮剛健決斷的氣魄，經常召見大臣，諮詢瞭解守邊將士的勇敢或膽怯。有罪必罰，有功必賞，明確規定主將的職權。優待體恤邊境戰事中死亡者的家屬，招募邊境上驍勇的人。分配兵力，多方出擊，出奇制勝，敵人必定不敢長驅直人。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　正德元年四月，擔任左侍郎，與韓文等大臣請求誅殺劉瑾等“八黨”。不久劉瑾卻掌管司禮，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離職，內閣只剩下李東陽一個人。劉瑾想要推薦焦芳，但朝廷大臣們只推薦了王鏊。劉瑾迫於公論，任命王鏊保留原本官職，兼任學士，與焦芳一同入閣。一個月後，升任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第二年加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尚寶卿崔璿等三人被戴上枷鎖，面臨殺頭之禍。王鏊對劉瑾說：“士可殺，不可辱。如今你侮辱他們，還要殺他們，我還有什麼臉面坐在這裏？”李東陽也竭力相救，崔璿等人得以保命而受遣戍之罰。劉瑾對尚書韓文懷恨在心，一心想殺害他，又想借其他事情中傷劉健、謝遷，王鏊奔前跑後，竭力相救，他們才得以倖免。有人在劉瑾面前誹謗楊一清，說他修築邊境城牆浪費資金。王鏊爭辯說：“一清爲國家修築邊防，怎麼能把功臣當成罪人？”劉瑾憎恨劉大夏，把他抓到京城，想要判他“激變”罪名處死他。王鏊又爭辯說：“岑猛只是遷移延時沒有行動而已，沒有叛變怎麼叫做激變？”當時中外大權全都歸於劉瑾，王鏊起初與他開誠佈公地談，他有時還會聽取意見。然而焦芳一味隨和，沒有主見，劉瑾專權蠻橫日益厲害，災禍殃及縉紳。王鏊無法挽救局面，竭力要求離職。正德四年，上了三次奏疏，皇上準許了他的請求。在家居住十四年，朝廷大臣交相舉薦，他始終沒有再入朝。
王鏊堅持正義不阿諛逢迎，保持自身清正及早引退。這實在是明曉去就的分寸，作爲一個清正的大臣，怎麼能以隨和應付、曲意周旋的態度去逢迎取悅呢？

仗義執言
明武宗是個喜歡逸樂的皇帝，不問政事，信任他當太子時早夕侍奉他的太監劉瑾等八名太監（人稱“八虎”），朝政黑暗。劉健、謝遷等本想除去“八虎”，結果反而自遭失敗，相繼去位。於是，王鏊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一個月後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翌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銜。正德三年（1508年），以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王鏊仗義執言，在劉瑾迫害朝廷官員時，他多次挺身而出，採用各種辦法，堅持與宦官勢力作鬥爭，據理力言，竭盡全力地營救、保護了一批正派官員。一、正德四年（1509年）時，劉瑾專權亂政，打擊迫害帶頭上疏論劾“八虎”罪惡的戶部尚書韓文。不僅將韓文罷官，又創“罰米法”，令韓文輸米千石至大同，置韓文於死地。王鏊據理抗爭，韓文終於得免。二、尚寶卿崔璿、郎中張瑋、副使姚祥等3人無辜遭誣陷，都在途中乘轎被逮，枷於東西長安街，毒刑敲打幾死。王鏊不顧個人安危，尋着劉瑾當面斥責道：“士可殺，不可辱。現在他們不僅受侮辱而且遭殺，我還有什麼臉顏居此位！”說完憤然離去。李東陽也奮力相救，崔睿等才免遭一死，遠遣戍邊。三、劉瑾攻擊三邊總制楊一清，誣陷其築邊牆是勞民傷財，逮捕下獄。王鏊據理抗爭，當面對劉瑾說：“楊一清才高望重，爲國修邊，到底有什麼罪？！”李東陽亦力救，於是得以釋放。四、兵部尚書劉大夏爲人正直，劉瑾對此恨之入骨，要想以兵變之罪處死。王鏊得知後挺身而出，爲之鳴冤，劉大夏得以倖免。
正德初年，劉瑾根基未穩，見王鏊開誠建言，有時還是聽從其言。因此，王鏊藉助在朝多年的巨大影響，保護了一批正派官員。但是，後來由於焦芳一味奉迎，劉瑾氣焰日益囂張，流毒縉紳，王鏊孤軍奮戰，獨木難支，難以挽回局勢，於是憤然請求告老回鄉。正德四年（1509年），王鏊接連3次上疏辭職。劉瑾對王鏊既恨又怕，於是慫恿皇帝準其去位；五月，王鏊以武英殿大學士致仕還鄉。此後，朝廷大臣多次交相薦舉，王鏊終不肯再復出。《吳郡五百名賢傳贊》稱他是：“籌邊計熟，立朝行危，急流勇退，弗事委蛇。”
王鏊致仕回鄉至逝世共14年，人在朝野，但他關心朝政，關注民生，心繫百姓，人稱“山中宰相”。

君子之澤
說到“君子之澤”，讀書人自然會想到下一句“五世而斬”，是的，蔭庇後世甚至福澤綿長，幾乎讓每一個功成名就的人都心有所願而又力有不逮。所以孟子可以說是一語成讖。但孟子也說過：小人之澤，五世而斬。社會動盪，朝代更迭，戰亂頻仍。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所謂“玉環飛燕皆塵土”。放在現在的語境裏，就是：沒有一個人可以永無休止的克隆自己。但是蘇州近郊的陸巷古村，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不盡相同的佐證。
陸巷古村位於東洞庭山（東山）的後山－－嵩峯山麓。這是一個位於太湖之濱的小小村落：一說是東吳大將陸遜的埋骨之地，一說是南宋文武家眷避亂之所。讓陸巷古村名聞遐邇的是在明代，村裏出了個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王鏊。成化年間，王鏊鄉試、會試皆爲第一，殿試時，被正考官藉故“抑之置第三”。解元、會元、探花，一個農家子弟就這樣走出江湖之遠，走向風雲變幻的廟堂之高，一個家族甚至一個村落的命運就這樣被完全改變。
王鏊走上仕途之後，官至武英殿大學士，爲一品宰相。之後，古村名人輩出，僅王氏家族就有王禹聲、王世琛、王芑孫、王頌蔚等聞名於世。這不足百戶的小小山村屢屢大興土木，平整土地，挖溝修道，架樑造宅。現今古村內尚保存有惠和堂、粹和堂、遂高堂、會老堂等明清建築二十多處，如果耐心，還可以查到東山王家榜上有名的歷代貢士、歷代名人和學者教授56人之多。
如果把中國傳統官僚集權社會的社會精英，分爲地主、士紳與官僚這三個階層，那麼這三個階層的相對頻繁的角色轉換，絕大部分要靠科舉制度來完成。比如，地主與庶民子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取得秀才、舉人這樣的士紳的身份，士紳則又可以進一步通過更高層次的科舉考試而成爲官僚政治精英。而官僚精英則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勢與影響，通過所授予的職份田或者通過購置田產，進而在經濟上成爲士紳地主。在傳統中國社會裏，由於官僚的身份大多不是世襲的，一個官僚在退出仕途之後，在約定俗成的財產繼承方式的制約下，他的田產又在數個兒子中均分，這樣，其後人則很容易在二、三代以後又下降爲平民。而平民又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功名，從而再次進入地主、士紳與官僚之間的角色轉換或者循環過程。
行書七律詩軸這不能不讓人們想到科舉制度的整合甚至平衡功能——事實上，科舉制度猶如樞紐，在中國傳統社會的三大主要階層之間，形成週而復始的循環與對流。王氏後人一次次通過科舉完成由地主到士紳甚至到官僚的角色轉換。在東山王家，君子之澤被他們一代接一代的續寫，有聲有色而又輝煌無比。
值得思考的是，仕與隱一直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一個永恆的兩難抉擇；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王鏊之弟王銓，也是舉人，曾被推薦去杭州府做官，但他不願爲官，拒不上任。在京任職的王鏊曾修書讚揚其弟，稱自己“輸與伊人一着高”。
當王鏊帶着成功者的光環從太湖深處一路走出，他肩負的，已經不僅僅是個人命運的起落，他還必須承擔光大王氏門楣的責任。然而伴君如伴虎，高處不勝寒。王鏊入朝歷經憲、孝、武三朝，可謂位極人臣。但延至明武宗，不僅皇上昏庸，而且朝中還有宦官劉瑾爲首的一干人興雲播雨——奸臣當道，大勢難挽，國不能救，王鏊於是憤而辭職，據說他在告老還鄉時，因順口向皇上要求西太湖養養金魚，就被劉瑾趁機誣陷，說小小太湖連三洲（蘇州、常州、湖州），團團圍困八百里，王鏊湖中養魚是假，屯兵謀反是真，差點讓王鏊人頭落地。
王鏊致仕回鄉後，修宅買田，蟄居東山，做起了隱士：或潛心學問，撰寫方誌，或泛舟太湖，賦詩題銘。惠和堂落成後，他在《洞庭新居落成》一詩中這樣寫到：“歸來築室洞庭原，十二峯巒正繞門。”爲了表明他與官場的清濁之分，王鏊還築有別墅招隱園－－事實上，王鏊在京爲官時，就曾築有小適園，似乎要給自己在官場風雲中留一塊小憩之地，現在他心願得償，可以將自己宅後花園取名爲“真適園”了。園內遍植梅花，疏影橫斜，幽香陣陣，與他的胞弟、著名隱士王銓幽雅古樸、小巧別緻的“遂高堂”互爲呼應，成爲獨立於高牆深宅之外的養心怡性之所。
如果王氏兄弟及其子侄們就此隱居下去，那麼，洞庭東山王家就會很快式微，淪落鄉間。但這顯然不符合中國科舉制度的遊戲規則，也不符合詩禮傳家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畢竟，科舉制度已經營多年，士人長期浸淫於儒家經典之中，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儒家文化作爲立身行事的唯一標準了：修身是爲了齊家，齊家是爲了治國，治國是爲了平天下。
王鏊信札因爲“科舉文化”這種不需要原創性，只需要背誦經典條文的求同思維，豐富的歷史文化也就被簡單地解讀爲“十六字心傳，五百年道統，聖人之學不外乎是”的僵化教條，所以後人常常批評科舉制度，說它是導致社會文化價值的高度一統化，又導致社會文化缺乏活力與生氣的罪魁禍首。但人們必須承認，科舉制度的確是中國社會內部的稀缺資源（財富、地位、權力與名望等等）的一次相對公平的再分配。而且這是一個強大的足以使整個社會獲取文化知識的利益激勵機制。雖然三年大比，金榜題名者畢竟是少數，但《範進中舉》一類的故事又告訴我們，沒有年齡限制的科舉考試，給每一個失敗者都保留了下一次勝利的希望。
比如王鏊，被妒忌者抑爲探花，始終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也是東山王家壓在心頭永遠的痛。但這種陰霾很快因爲其後人考中狀元而一掃而空：傳說王氏先族爲了尋求一塊真正的“佳穴”，不惜化巨資購買化龍池畔有數畝之廣的號稱“吉壤”的土地，讓子孫後輩死後，依次排列葬此墓地，以期取得正穴。至明正統末年，墓地上各壠葬次一丘一丘，相聯如貫珠，後人稱之爲“念珠墳”。王鏊死後，又有堪輿家指出：“可惜鳳凰旗不正（指墳對面的山），只能出個探花郎。”王家急忙請求彌補，得到堪輿家的指點，在墳前建饗亭以合正方向。若干年後，王鏊八世孫的王世琛終於中了狀元，而王家後輩再一次步入了官僚精英的序列。
當然人們不能認爲這是“風水”之說的應驗，但王氏一族爲了進入社會上層，也的確是挖空了心思。事實上，真正延續東山王家“君子之澤”的，可能還是那句大白話：書包翻身，知識改變命運。

鍾情山水
王鏊對宜興的風景名勝饒有興趣，尤其對善卷靈蹟推崇備至，曾爲善卷洞賦詩、撰序，著《善卷洞》、《善權寺古今錄序》。王鏊同宜興人亦交往甚密，感情十分融洽。明成化八年進士(傳臚)邵賢，自山東提學副憲告老還鄉後，在周孝侯祠崇邱建造了“東邱娛晚堂”，作爲宴飲和欣賞良辰美景諸老聚會的地方。多位老人或登邱、或弔古、或棋奕、或垂釣、或吟詠，各得其所，百無禁忌。正德三年，王鏊來宜，在此會見了宜興掛冠而老者12人。他們是：前九江推官萬盛，黃州府經何釗，平樂知府李廷芝，湖廣布政司參議翁信封，翰林學士吳經，工部侍郎沈暉，宜春知縣楊琛，通政王玉，福建布政司李雲，山東按察司副使邵賢，歸州知州胡璉，撫州知府胡孝。王鏊興致勃勃地撰寫了《東丘娛晚記》碑文。該碑現保存在周王廟內。

【記念建築】
蘇州王鏊祠
王鏊祠原名王文恪公祠，位於景德路274號，1995年被列爲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祠堂爲其子中書舍人王延哲於嘉靖十一年（1532年）奏建，其地本景德寺廢基。歷經清康熙、乾隆、嘉慶、同治、光緒年間多次修繕。
建築坐北朝南，分頭門、過廳、享堂三進，彼此以庭院過渡，兩側連以廊廡，佔地約1000平方米。頭門面闊五間，進深五界，硬山頂，明間立砷石，設抱框，置金剛腿，做斷砌門，額枋挑門簪一對。過廳面闊五間，進深七界，硬山頂，明間前後設長窗，次間及稍間砌半牆，置短窗。礎石均爲青石素覆盆式，明間和次間廊柱、金柱、脊柱皆承以木。　
享堂面闊三間15.02米，進深11界13.84米，高7.66米，硬山造。前設軒廊，檐枋下飾掛落，次間和梢間檐柱間安欄杆，廊東西兩端粉牆闢磚細貢式門洞。前廊柱間裝落地長窗，明間八扇，次間各六扇。各柱均承以覆盆式連磉青石礎，明間金柱又於礎上加置合盆式石。石礎雕飾不統一，有纏枝花卉、蓮荷嬰戲、萱草雙鶴、牡丹蓮荷嬰戲等，雕飾工細。樑架扁作。廊枋上置鬥三升隔架科承。脊桁坐鬥，綴山霧雲，飾抱梁雲，雕刻精細。後檐柱間，明間設長窗八扇，次間砌半牆，各置短窗六扇。
王鏊祠是保存較完整的一座祠堂建築，頭門雖已改爲清式，過廳和享堂仍爲明代遺構。1980年曾全面整修，現爲蘇繡藝術博物館址。

王鏊故居
王鏊故居“惠和堂”位於蘇州東山鎮陸巷村，現存的“惠和堂”是一處明基清體大型羣體廳堂建築，其佔地面積約爲五千平方米，共有廳、堂、樓、庫、房等一百零四間，建築面積約二千多平方米。其軒廊製作精細，用料粗壯，大部分爲楠木製成；瓦、磚、梁、柱也均有與主人宰相身份相對應的雕繪圖案。
王鏊故居“怡老園”位於蘇州市學士街內。

【家庭情況】
成化六年（1470年）娶武山西金吳氏爲妻，十二年（1476年）生一女，次年卒。
成化十七年（1481年）娶張氏爲妻，生子延喆。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娶李氏爲妻，生有二女。李氏多病，不久卒，葬於洞庭東山嘶馬塢。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再娶胡宜人爲妻，生二子一女。
正德十一年（1516年）側室萬氏，生子延昭。
王鏊有四子五女：長子王延喆（子貞），次子王延素〈子永〉，三子王延陵，四子王延昭。長女嫁徐縉，次女嫁朱希召，三女嫁卲鑾，四女嫁靳仁，五女嫁嚴濡。

【主要成就】
政治

籌邊計熟
王鏊面對明自正統以來的邊患頻繁、國勢漸弱的現實，呈《上邊議八事》，提出自己的治邊八策（定廟算、重主將、嚴法令、恤邊民、廣召募、用間、分兵、出奇），而多被採納。對武宗的“嬖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感憂慮，並希望武宗“大奮幹剛”。

對抗權宦
面對武宗寵幸宦官、荒淫冶遊，特別是劉瑾等“八虎”的倒行逆施，王鏊與韓文等敢於發奸。但這件事終因“八虎”向武宗“乞命”而發生逆轉，結果是劉瑾掌司禮監，大學士劉健、謝遷被迫致仕，劉、謝、韓等五十三人還被誣結黨，後韓文被逮下錦衣獄，劉、謝被削籍，其後又奪誥敕。而在這場鬥爭中，王鏊卻入閣，雖然正德四年四月，他又不得不致仕，卻得到了善終。嘉靖初，他在《謝存問疏》中曾說：“適值逆瑾盜政，播弄威福，臣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詭，隨不得已乞身而退。”他在《我生》一詩中寫道：“委順齊寵辱，冥懷無醜好。得之亦不驚，失之曾不懊。”由此可見，王鏊立朝，有執政才能，不乏正義感，但明哲自守的處世哲學依然很明顯。

深睹民苦
王鏊歸鄉後，目睹吳中重賦之苦，作《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精闢剖析了吳中重賦之形成、發展、現狀及對策，成爲不朽的名作，爲學者研究明代吳中重賦的權威依據。

文學

一變文風
王鏊博學善於識別人才，文章雅正，言談議論明晰流暢。晚年著《性善論》一篇，王守仁看後說：“王公的文章達到精深的境界，世上的人也很難達到。”他在弘治、正德時期，以高第探花、臺閣重臣的身份，對臺閣、鄉邦文學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成爲弘治、正德間，文體變革的先行者和楷模。他的黜浮崇古的文學觀和尚經術、去險詭的取士傾向，影響了一代文風。他承接了吳寬的老一批吳中交遊圈，又發展了新一批吳中及淮左文人，交遊較密切的如文徵明（文壁）、唐寅、都穆、蔡羽、邵寶、楊一清、靳貴及“婁東三鳳”等。繼吳寬之後，他對吳中詩派，尤其是其中堅力量如“吳中四才子”等，產生了更爲直接的影響。

文章大家
王鏊著作《震澤長語》 王鏊的文學觀點是復古的，但他顯得比較開通一些。一是在復古範圍上，他不專於唐，亦不專以宋，而是比較辯證地看待前代詩歌：“予嘗評古今詩，唐以格高，宋以學勝，至元乃出入二者之間，其實似宋，其韻似唐，而世變之，高下則不可強也。”二是在復古方法上，他主張“師其意，不師其詞”、“爲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此最爲文之妙訣。”他崇尚韓愈、王安石的文章，認爲韓文“變化不可端倪”，皇甫湜得其奇，李翱與張籍得其正，而李翱又兼得其態，“合三子一之”纔是完整的。因此，王鏊又強調，如要師其意，就需要博學，需要精思，需要領悟。朱彝尊說王鏊“以經義重，詩非所長。”今觀其集，古體詩中傑作不多，惟歌行體中偶有力作。但王鏊寫得最好的是七言近體。王鏊集中還有一組集中寫武宗荒淫逸遊的《十三絕句》，溫雅之中深含諷刺，十分難得，朱彝尊極爲欣賞，稱其“甚得諷諫之體。”王鏊“時文工而古文亦工”，爲一代文章大家。他黜浮崇古，湛深經術，所以其文章舂容醇厚、淵深博贍，頗有唐宋遺風。其“墓誌銘”類文章，寫人紀事，重視節操，聯繫時運，舂容有度，不華不飾，質樸典重，也有相當的文學價值。如爲顧佐、倪嶽、趙寬、沈周等人寫的墓誌銘等。見於他的“雜傳”中的一些經學、史學類的文章，則更顯示出他的湛深學識和純雅而明暢的文風。

個人作品
王鏊著有《震澤編》、《震澤集》、《震澤長語》、《震澤紀聞》、《姑蘇志》等。《皇明經世文編》輯有《王文恪公文集》。王鏊還曾參與編修《明憲宗實錄》、《明孝宗實錄》，任《孝宗實錄》副總裁。並與徐溥等共修《大明會典》，任副總裁。其所撰《姑蘇志》共六十卷，分沿革、疆域、山水、風俗、戶口、城池、寺觀、古蹟、紀事、雜事等，共三十一門。該志採用綱目體。《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該志“繁簡得中，考覈精當”。

書法
王鏊有書名，書法清勁爽健，結字縱長嚴謹，得峭拔風神。不足處似清健有餘，沉穩不足，筆畫略見乾澀，此或與硬毫書有關耳。

藏書
王鏊家居共14年，“不治生產，惟看書著作爲娛，旁無所好，興致古澹，有悠然物外之趣”。築“顏樂堂”、“宜晚軒”，富藏書。與吳寬、唐寅、文徵明等藏書家互相唱和。曾自稱：家世藏書，分散於數處，以防散佚、水火之虞。清人姜紹書論他爲明一代藏書家之一。藏書印有“濟之”、“御題文學侍從”、“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王濟之圖書”、“大學士章”、“三槐之裔大宗伯章”、“震澤世家”等。刊刻圖書有《孫可之集》、《古尚方》等。

【人物生平】
早有才名
王鏊於明景帝景泰元年八月十七日（1450年9月22日）在洞庭東山震澤鄉胥母界陸巷口王氏三槐堂王琬舊第出生，其父王琬曾任光化知縣。王鏊自幼隨父讀書，聰穎異常，八歲能讀經史，十二歲能作詩，十六歲時隨父北上入京師，習業於國子監，寫得一手好文章，其文一出，國子監諸生就爭相傳頌，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感到驚奇，稱他爲“天下士”。

成化十年（1474年），王鏊在鄉試中取得第一名“解元”。

成化十一年（1475年），在禮部會試又取得第一名“會元”，殿試一甲第三名，被授爲翰林編修，一時盛名天下。

成化十四年（1478年），進階文林郎。八月，上疏乞假還鄉。抵家三月後，母葉孺人逝世，王鏊便守制居家。

成化十六年（1480年），王鏊仍守制在家，閉門讀書，遠避權貴。

成化十八年（1482年），王鏊還朝，復職翰林編修。

規勸孝宗
弘治四年（1491年）八月，《明憲宗實錄》修成，升任右春坊、右諭德、侍講經筵官。當時孝宗寵信宦官李廣，整日在李廣陪伴下游玩。王鏊便以周文王勤政的典故反覆勸諫，終使孝宗感動。日講完後，孝宗對李廣說：“講官指的是你們。”在選擇太子僚屬時，孝宗命他以原職兼任太子諭德，不久轉少詹事，因吏部尚書韓文薦，擢爲吏部右侍郎。

弘治七年（1494年），進階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

弘治八年（1495年）三月，改侍讀學士，充日講官。

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孝宗敕令修《大明會典》，由大學士徐溥任總裁，王鏊任副總裁。

弘治十三年（1500年），進吏部右侍郎，仍兼日講官。

弘治十六年（1503年），王鏊父王琬去世，王鏊返鄉奔喪。

弘治十七年（1504年），撰《震澤集》成，同年八月，重修《姑蘇志》成。

匡補時局
正德元年（1506年）四月，王鏊被起用爲吏部左侍郎，參與編修《明孝宗實錄》，任副總裁。當時明武宗“好逸樂”，不問政事，太監劉瑾專權，吏治大壞。王鏊與吏部尚書韓文等人要求武宗誅劉瑾等“八虎”，但失敗未成。不久，劉瑾入司禮監，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離去，內閣只有李東陽一人。劉瑾想引焦芳入閣，但廷議只推薦王鏊。劉瑾迫於公論，命王鏊以原職兼學士，與焦芳一同入閣。一月後，升任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十二月，明景帝汪皇后去世，朝廷對以什麼規格舉行喪禮拿不定主意。王鏊說：“皇妃並非因罪被廢，應恢復原封號，按妃的規格安葬，按皇后的規格祭祀。”武宗便下令停朝，按皇后規格祭祀。

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仍任戶部尚書。 正德四年（1509年），明憲宗廢后吳氏（吳廢后）去世，劉瑾要按普通宮女的制度把她的遺體焚燒、草草安埋。王鏊認爲不可，最終才得以妃禮下葬。當時，尚寶卿崔璇等三人被迫害差點死去，王鏊對劉瑾說：“士可殺，不可辱。現在對崔璇侮辱並且又要殺之，我還有何臉面留在內閣。”李東陽也極力相救，崔璇等才得以免死遣送戍邊。劉瑾恨已致仕的韓文，一心要置他於死地，又想借故中傷劉健、謝遷，王鏊與李東陽前後都極力相救，使劉瑾陰謀未得逞。有人在劉瑾面前誹謗楊一清，稱他築邊牆浪費軍需。王鏊爭辯道：“楊一清爲國修邊，豈能以功爲罪？”劉瑾對兵部尚書劉大夏發怒，將他逮至京城，要以激變罪名判其死刑。王鏊爭辯說：“岑猛不過是拖延沒去罷了，未叛變怎能說爲激變？”

急流勇退
當時劉瑾權傾朝內外，王鏊起初開誠佈公的勸諫劉瑾，劉瑾有時接納。而焦芳專於阿諛奉承，劉瑾更爲專橫，士大夫深受其害。王鏊無法挽救，就力求辭官返鄉。正德四年（1509年）五月，他三次上疏請辭，才被批准。武宗賜他璽書、馬車，有關部門按舊例供應糧食、奴僕。王鏊家居十六年，廷臣交相薦舉，終不肯復出。

壽福康寧
正德五年（1510年），《明孝宗實錄》修成，王鏊因曾參與編修，獲賜白金五十兩。

正德八年（1513年），王鏊撰成《震澤紀聞》。

正德十年（1515年），王鏊撰成《震澤長語》。

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鏊撰成《震澤文集》。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王鏊與門下士祝允明等八人於怡老園之池亭飲宴，並賦詩唱和。

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朱厚熜即位，派行人柯維熊慰問王鏊，並賜羊酒以示優眷。王鏊上疏致謝，並奏獻《講學篇》和《親政篇》，世宗優詔回報，特蔭其一子爲中書舍人。

嘉靖三年（1524年），世宗又命有關部門慰問王鏊。同年三月十一日（4月14日），王鏊於家中逝世，享年七十五歲。世宗聞訊後，輟朝一日，賜麻布五十匹，賻米五十石，諭令祭九壇，詔命工部派人前往辦喪。追贈太傅，諡號文恪。

嘉靖四年（1525年）正月初一，葬於洞庭東山樑家山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