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張載

張載（1020年—1077年），字子厚，鳳翔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人，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學創始人之一。世稱橫渠先生，尊稱張子，封先賢，奉祀孔廟西廡第38位。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名言被當代哲學家馮友蘭稱作“橫渠四句”，因其言簡意宏，歷代傳頌不衰。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返家途中病逝於臨潼，年58歲。張載與周敦頤、邵雍、程頤、程顥合稱“北宋五子”，有《正蒙》、《橫渠易說》等著述留世。

【後世影響】
張載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氣一元論哲學體系，開闢了樸素唯物主義哲學的新階段。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從思維與存在關係的哲學理論高度批判佛教唯心主義的哲學家。張載哲學思想的內容十分豐富，對中國哲學史和關中思想文化史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在中國學術思想發展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並對11世紀後的哲學思想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張載的氣一元論本體論哲學是君主專制社會後期唯物主義哲學發展的重大成果，對後代產生了深遠影響。明代的王廷相，推崇張載“太虛即氣”的學說，認爲“橫渠此論，闡造化之祕，明人性之源，開示後學之功大矣”（《橫渠理氣辨》）。

張載對傳統文化最大的影響莫過於創立關學，對後世儒家學者影響很大，從北宋時到清代，歷代都有學習傳承者。其中，宋代的呂大鈞、呂大臨、蘇昞、範育、李復等人對關學的形成與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明末馮從吾，全面繼承張載思想的爲學傳統，並總結了500餘年的關學發展歷史，先後創建關中書院、首善書院，在他的努力下，關學覆呈現繁榮景象。

王夫之是明、清之際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他全面總結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論和辨證法思想，並將其密切地結合起來，達到了時代的高峯。王夫之最推崇、稱讚的是張載。“杜門著書，神契張載，從《正蒙》之說，演爲《思問錄》二篇。”（《國史儒林傳》），他自稱受張載思想影響最深，平生治學以張載思想爲宗，全面繼承和發展了張載思想，尤其是氣本論，氣化論，一再宣稱自己是張載氣一元論的繼承者：“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說自己平生的志向是“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

國學大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岱年著有多部與關學相關的著作，並提出：宋明理學除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兩大派別外，還有以張橫渠、王浚川、王船山爲代表的氣一元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姜國柱，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葛榮晉，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張豈之，中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陳俊民，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趙吉惠，陝西師範大學哲學系主任丁爲祥等學者，多年來也著書立傳，深入推進關學研究。

在國際領域，德國漢學家將張載《正蒙》一書譯成德文出版，新加坡出版了《呂大臨易學發微》等關學著作。日本、韓國等重點大學，都把張載關學與朱熹、王陽明的學說，作爲重點學科專門進行研究。

一、以天下爲己任，憂患民命民生
張載少年喪父，生活歷盡艱辛，一生大部分時間與窮苦百姓在一起，在不長時間的仕途生涯中，擔任的也是基層的官員，十分了解民間疾苦和社會矛盾。范仲淹在張載人生中起了指路人的重要作用，他的思想和人格對張載的影響非常深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處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胸懷和氣節，在張載一生中表現十分明顯。無論居官從政，還是辭官回鄉試驗井田，興修水利，還是著書講學，無不貫穿這“爲生民立命”的精神。這一點，張載與同時代的其他學者是有明顯區別的。

二、篤實尚行、經世致用
張載立像 張載一改儒家學者自漢唐以來專注於典籍章句訓釋和玄空清談之風，帶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歷史使命感，從北宋社會現實問題入手，力圖探求根本的解決之道。他認爲教育的目的是變化氣質而成爲聖賢，求賢成聖具備德性，就要通濟天下，利濟衆生。主張“學貴有用”、“經世致用”、“篤行踐履”反對空知不行，學而不用。張載在《橫渠易說·繫辭上》中說：“聖人苟不用思慮憂患以經世，則何用聖人？”聖人之學就是爲排除國家民族之憂患而立，聖人如果不以民生爲憂患，經世以除患，那麼，這種聖人也是沒有用的。當代東亞實學學者尊張載爲實學之發端代表人物，是十分恰當的。

三、“民胞物與”、“貞生安死”、“存順歿寧”
張載在《正蒙》中指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意思是說天下百姓是我的同胞兄弟姐妹，世間萬物是我的朋友，它所表達的是“大心”、“博愛”的情懷。在張載看來，聖賢之心如太虛之大而無外，只有大其心，才能體認天下萬物，人的心應擴大到與天同大的境界，才能合天道之心。“民胞物與”是對傳統文化中“和”的觀唸的發展和創新。人和人，人和社會，人和自然萬物，應該是和諧的關係。這種理念和處世態度，是張載及後世關學學者的鮮明特點，面對當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係，階級、階層、族羣以至國與國的關係全面緊張的狀況，張載的這一重要的思想，無疑是具有警世的意義。

【主要成就】
創立關學

“關學”是由張載創立，以其弟子及南宋、元、明、清諸代傳承者人士爲主體，教學及學術傳播以關中爲基地而形成的儒學重要學派，與宋代二程的洛學、周敦頤的濓學、王安石的新學、朱熹的閩學齊名，共同構成了宋代儒學的主流。

張載認爲生在世上，就要尊順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誠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努力達到聖賢境界。關學的主旨，集中的體現在被當代哲學家馮友蘭概括的橫渠四句中：“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關洛濓閩新諸學派皆根源於《易經》和孔孟、在發展過程中互相吸收、融合又互有批評、創新，包括對佛學的批評和吸收，這是整個儒學史的一個共性特點，但在本體論、認識論、辯證法、和諧論和教育見解等方面關學又獨具個性。

一.氣本論——太虛即氣與氣化萬物。

宇宙和世界的本原，始基是物質還是精神，歷來是哲學的最基本的問題，也是每個哲學家必須回答的問題。中國古代哲學家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大致可分爲兩類：一是，認爲“心”或“理”爲宇宙本原；二是，氣爲本原。張載認爲，“氣”或“元氣”是人和萬物產生的最高體系和最初始基。這“一氣”或“元氣”，包含了陰陽二氣的對立依存，相反相成，升降互變的關係，在這種關係的交互運動中產生了人和萬物。可以說張載是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史上最傑出的代表。

張載繼承和發展古代“太虛”的範疇，並對它加以改造和揚棄，用來表示物質存在的基本形式和物質運動基本狀態，提出了“太虛即氣”、“氣爲本體”、“氣化萬物”的唯物主義宇宙觀。同時論證了氣無生滅的物質永恆論。從張載開始，古人關於物質世界的認識的理論達到了系統化。

張載認爲：宇宙的本體，萬物的始基是氣，一切萬物都是由氣化而來的，形態萬千的萬物，都是氣的不同表現形態。不論聚爲有象的“有”還是散爲無形的“無”，究其實質，都是有，不是“無”，所說“太虛即氣，則無無。”因爲物質的氣作爲宇宙本體，只有存在形式的不同變化，不是物質本身的消滅和化爲無有了，氣是永恆存在的。如此，張載關於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和物質的永恆性思想，是古典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最高成果。

二.辯證法——一物兩體，動必有機。

關學在“太虛即氣”的元氣本體論基礎上，對宇宙萬物的矛盾運動，發展變化及其規律，以及解決矛盾的方法等做出了說明，許多見解相當深刻、精闢。

張載認爲，氣的本然狀態是無形的太虛，氣的基本特性是運動與靜止，充滿宇宙渾沌無間的太虛之氣，是在不斷進行“鬱蒸凝聚、健順動止”等不同形式的變化。萬物的生死，動靜的改變，都是氣的萬殊變化的體現和變化的結果。太虛之氣之所以能不斷地運動變化，是因爲太虛之氣是陰陽之二氣的合和體。太虛是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也稱之爲元極。陰陽分化爲太極，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陰與陽。陰陽交互變化而生萬物。太虛之氣包涵着陰氣與陽氣兩個矛盾的方面。陽氣的特性是清、浮、升、動；陰氣的特性是濁、沉、降、靜。陰陽二氣處同一個統一體中，既相互對立，相互鬥爭，相互激盪，又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生髮。所謂“獨陽不生，孤陰不長”。陰陽二氣的這種關係的運動變化，是萬物運動變化的根本原因和動力。

三.認識論——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

在認識論上，關學提出了“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兩個概念。這是中國古典哲學關於認識和知識理論的一個創舉。張載認爲：人的知識是由耳目鼻舌身等感官接觸外界事物而獲得，即爲“聞見之知”。但僅只聞見之知，並不能全面認識天下有形有象之事物，更不能窮盡無形的天下事物之理。要窮理盡性，必須有一種比聞見之知更廣泛、更深刻的知識，就是“德性之知”。人的認識過程分爲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兩個階段，即所謂的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張載進一步認爲，只有德性之知纔爲真知，才能反映萬物的本性本質，“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見聞小知而已。”（《正蒙·誠明篇》）。在探討人的認識來源時，已經看到了感性與理性，有限與無限，相對與絕對，現象與本質的辯證關係，並作了精闢的論述，從而對中國古代認識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四.人性論——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

張載總結了先秦以來的人性論，吸取了各家學說的優點和長處，創立了關學具有特色的人性學說。

關學認爲，人和萬物都是由“氣”產生和構成的。因爲氣有清濁、精粗、明昏、偏全、厚薄的不同，便產生了千差萬別的物和人，所以，氣的本性就是人和萬物的本性。據此，可以肯定人和萬物都是有性，而且人和萬物的本性，同出於“太虛之氣”。因此，性是永恆存在的，先天之性本源是純善純清純潔的，但人生下來之後，具有不同的身體條件、生理特點、家庭環境和自然環境。這些外在因素與人與生俱來，先天秉賦的天地之性結合，交互作用和影響而形成的後天之性，就是“氣質之性”。氣質之性中有善有惡，有清有濁，從而決定了人性具有千差萬別，這樣，張載創立了人性二元論。

天地之性誠明至善，是善的來源，而氣質之性有善有惡，是惡的來源，是人慾的體現。至此，關學對於爭論了一千多年的性善與性惡論，給了一個總結性的合理解釋。人犯錯誤，作惡了，是氣質之性中的惡性，人要成爲聖賢君子，必須變化氣質之性，去掉氣質之性的遮蔽，迴歸和彰顯天地之性。變化氣質之性的方法，途徑是接受教育，學習禮義道德，養氣集義。“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養浩然之氣……義者，克己也。”集義猶言積善也。通過積善，克己，而且堅持不懈，才能不斷變化氣質，獲得正直剛大的浩然正氣，從而達到聖賢君子的境界。關學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的學說，既爲人性善惡找到了合理的解釋，又爲天理、人慾之辨供了理論依據，是對中國古代人性論的重要貢獻。朱熹稱讚張載的人性論是“極有功於聖門，有利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朱子類語》）

五.太極學說——窮究《易》理，辯證之探。

《周易》作爲羣經之首，“大道之源”，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源頭活水。北宋諸子將《周易》研究推向了一個新階段。張載《橫渠易說》傳世，其研究具有顯著特點，關於辯證法的思想，內容豐富，論證全面，寓意深刻，理論精確，是中國古代一位辯證法大師。

①長於《周易》義理的發掘。作爲現實的人生修養，參與社會變革的理論武器和信仰原則。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志向和試驗井田，漸變改革的政治主張，皆源於《周易》的義理和智慧。

②首次提出“自然易”與“書易”的概念，劃清了研究中主觀對客觀的界限，自然實在與圖文表述的界限。

③對《周易》中“無極而太極”、“太極與陰陽”、“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等關於宇宙本體論的太極學說創立新見。提出“太虛即氣”“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及氣之爲物，有幽明之別等重要概念。就是說，氣做爲最基本的物質，或聚或散，而以不同形態存在，幽則人的感官不能直接感覺，明則耳目能見（《正蒙·太和篇》）。從而理清了宇宙物質性與佛道“空”、“無”諸概念的界限。

④對《周易》辯證法有新的發展。張載在描述事物矛盾運動一般過程時，提出“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解”的著名論斷，他認爲萬事萬物皆由陰陽兩個對立方面而構成，這兩個方面既對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陰陽消長，剛柔相濟。最後的結果是“和”與統一。“和”是事物諸多因素，不同對立面之間的多樣性的統一，而不是單一的。相同的事物的簡單相加和重複。

教育思想

張載一生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於著書立說，教書育人上。他繼承和發揮了孔子教育思想，在關中興教，使“關學”大盛，以德育人，使學者輩出，關中民風爲之一變。

張載關學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德育人，變化氣質，求爲聖人。

張載認爲，人的本然之性，即天地之性，無不善，只是由於氣質之性的蔽障，阻塞而有不善。爲了使人爲善，就必須通過教育、學習、變化氣質，返本爲善，從而成爲有道德的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達到聖人境界。

二、幼而教之，長而學之。

張載對於教育理論的研究極爲重視，有獨到之見。認爲對人的教育要從早抓起，實行胎教，“幼而教之，長而學之。”注意兒童心理，創造良好的環境，發展兒童天性，從小就培養兒童的良好習慣和道德行爲，長大繼續學習，使之強化，最終造就有用之才（《張子語錄》）。強調早期的教育和繼續教育，是張載關學教育思想的又一特色。

三、立志向學，勤勉不息。

張載認爲“志”是教育的大前提，一個人求知爲學，爲人做官，都必須“立其志”，“正其志”，“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有了志向目標，就要孜孜不倦，勤勉不息，達到目標，實現理想。（《經學理窟》、《正蒙·至當篇》）

四、循序漸進，博學精思。

張載對學習方法也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認爲學習求知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有序”過程。既不能停止間斷，又不能急於求成，躐等而教。老師應循序而教，學生應循序而學。他還認爲，求學的漸進過程積累功夫，應當以“三年爲期”，學者自朝至晝至夜爲三節，每天勤學苦讀，由日積月，期月成年，至三年事大綱慣熟，經過這樣的漸進功夫，學習方可有成。學有所成，還必須博學精思。（《經學理窟》）

五、學貴心悟，去疑求新。

關於讀書方法，張載強調：人思考的主要器官是“心”，爲了思之精，察之微，就要使心常在，常存，心思有疑釋之，去之，便會獲得新的知識，認識新的義理。所以，他力倡“學貴心悟，守舊無功”的學問之法及求知精神（《張子語錄》）。張載對讀書求知方法論述要點概括爲：用心、熟讀、精思、經常、不懈、去疑、求新、勿助、勿長、講論、開塞、實作、實行等。張載關於讀書求知方法的論述，得到後世學者的反覆評價。如朱熹《近思錄卷三》所說：“此論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新所意來。”

六、啓發誘導，因材施教。

張載作爲一個傑出而成功的偉大教育家，對教學原則和教育規律有獨到而深刻的論述。張載主張在教學的實際過程中，教師要循循善誘，啓發引導學生的求知意識，學習興趣。同時，要根據學生的不同情況，接受能力，因材施教，滿足各類學生的不同需求，從而達到教學目標。關學倡導的具體教學方法主要有：

①“叩其兩端”法。這是對子孔子實行教學方法的繼承和發展。即從正反面來講解，或從起因和結果兩頭入手分析問題，使學生理解問題的正確答案。“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②“扣鍾法”。張載在闡釋《禮記·學記》中“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這段話是說：“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知，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後教之也。”（《正蒙·中正篇》）。

③“時雨法”。張載認爲，對人的教育如同“時雨之化”，適時而教，當可而告，及時答問，方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④“不待講論法”。張載認爲。有些知識，不須講論，一問便知，知而明之則可，故“不待講論”，“更不須講”。他說：“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意思是問而知之，可否之疑。自己決斷，不要受老師可否的影響，自己決定是非取捨，發揮學生的主體意識，這也是啓發誘導的一個重要的方法。

七、虛心求知，擇善而從。

張載認爲，學習求知，必須虛心，虛心方能接納百物，匯合各種知識，進入神明之境。虛心就是不以己有之知存於心中，幹擾接納新知，所以“虛心”就是“靜心”，“一靜”。張載說：“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張子語錄》）。“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與天同源謂之虛，須行事實故謂之實”。“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張子語錄》）。張載主張，人求學問，必須去除“意、必，固、我”，達到至誠，存德，虛靜。要向各種人物學習，不恥下問，擇善而從。

八、學貴有用，道濟天下。

張載認爲，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使人變化氣質而成爲聖賢。教育必須注重道濟天下，利濟衆生。教育學生做一個對天下，對人民有用的人。所以特別強調“學貴有用”、“經世致用”、“篤行踐履”，反對空知不行，學而不用，坐而論道、這是關學學風的突出特點和優點。張載認爲，聖人之學就是爲排除國家民族之憂患而立，聖人如果不以國家人民爲憂患，聖人也是沒用的。

自然科學

北宋是中國君主專制社會歷史中一個特色鮮明的朝代，思想及學術相對自由，儒家、道家及佛教的發展和研究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同時，傳統工商業、自然科學發明創造也空前活躍。[9] 張載不僅在儒學和《周易》研究中獨樹一幟，貢獻卓絕，在自然科學研究上也成績斐然。

一、突破地心說。

“恆星不動，純系乎天……日月，五星逆天而行，並乎地者也……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它突破了遠古以來的地心說，把天看作是一個以恆星爲中心的，金、木、水、火、土諸星及地球，“運旋不窮”的整體，這在人對宇宙的認識上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

二、天體運行說。

關學認爲“動必有機，動非自外”。張載指出：日、月、星、辰（稱之爲“七政、七曜”）等天體各有自己的運動規律，其運動的速緩升降皆取於自身的機制，而非外力使然。

三、天體左旋右旋說。

張載明確指出：日月星辰順着天體左旋，只是旋轉稍微遲緩一點，肉眼觀察起來似乎向右旋轉了，左旋右旋其實是相對的，講的是地球自轉與其它天體公轉的相對關係。他進一步指出，每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故月“右行最速”而“日右行雖緩”。闡述雖不精確，但已是了不起的進步。

四、以氣化論解釋天文歷算地理現象。

如“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自爲之食矣”。就是說，在月朔時，月精對日發生作用，產生日食。在月望時，日精對月發生作用，產生月食。按照這種理論，還較合理地解釋了四時更迭，寒暑往來，潮汐漲落，風雲雷霆，霜雪雨露等自然現象。

【後世紀念】
張載祠
張載祠又稱張子祠，位於陝西省寶雞市眉縣城東26公里處的橫渠鎮，佔地南北82米，東西37．5米。南靠太白山國家森林公園，北臨佛教聖地法門寺，東與道教聖地樓觀臺相連，西與西府名勝諸葛亮廟、釣魚臺、周公廟、金臺觀毗鄰。

張載祠爲關中十八景之一，前身爲崇壽院，張載年少時曾在此讀書，晚年隱居後，一直在此興館設教。他逝世後，人們爲了紀念他，將崇壽院改名爲橫渠書院。

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年），在原橫渠書院舊址上建張載祠。元泰定帝泰定三年（1326年），在張載祠內恢復橫渠書院，形成“後祠前書院”格局。從元、明、清至民國，歷史上對張載祠和書院修葺14次。

1985年，陝西省成立張載祠文物管理所，1992年張載祠被列爲陝西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90年，陝西省文物局正式批准立項修復張載祠，整體建築以仿宋爲主。

祠內現存清康熙帝御匾一塊及橫渠書院筆筒、院印、硯臺等；另存有北宋以來文人墨客留下的石碑50餘幢。同時，已經成立的陝西關學研究中心、西安社科培訓學院眉縣培訓部、橫渠書院等機構已開始運行。

張載墓
張載墓位於張載祠南7公里處的大鎮谷迷狐嶺，佔地87.2畝，是張載及其父張迪、弟張戩的安葬之地，屬陝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張載墓從宋明道二年（1033年）至1985年，歷時九百五十二年，共維修、綠化5次。1998年投資6萬元，對墓區進行了整修，包砌了墓冢，增添了香爐、供桌，修建了碑樓、祭祀臺等。通往張載墓的二級公路已經完工。依照省文物局的規劃，張載墓還將擴展50餘畝，同時修建山門、石橋、廟堂、廂房等。

【人物生平】
宋天禧四年（1020年），張載出生於長安（今西安）。其名出自《周易·坤卦》：“厚德載物”。

張載從小天資聰明，十歲時隨外傅學習，就表現出不同常人的品格，“志氣不羣，知虛奉父命”。少年喪父，使他成熟較早。當時西夏經常侵擾宋朝西部邊境，宋廷向西夏“賜”絹、銀和茶葉等大量物資，以換得邊境和平。這些國家大事對“少喜談兵”的張載刺激極大，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年），張載年近21歲時，寫成《邊議九條》，向當時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防務的范仲淹上書，陳述自己的見解和意見，打算聯合焦寅（陝西永壽人，精兵述）組織民團去奪回被西夏侵佔的洮西失地，爲國家建功立業，博取功名。

宋仁宗康定元年至慶曆二年（1040年—1042年），范仲淹知永興軍、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在延州軍府召見了這位志向遠大的儒生。張載談論軍事邊防，保衛家鄉，收復失地的志向得到了范仲淹的熱情讚揚，但范仲淹說：“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認爲張載可成大器，勸他作爲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須去研究軍事，勉勵他去讀《中庸》，在儒學上下功夫。

張載聽從了范仲淹的勸告，回家刻苦攻讀《中庸》，仍感不滿意。於是遍讀佛學、道家之書，覺得這些書籍都不能實現自己的宏偉抱負，又回到儒家學說上來，經過十多年的攻讀，終於悟出了儒、佛、道互補，互相聯繫的道理，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學說體系。

慶曆二年（1042年），范仲淹爲防禦西夏南侵，在慶陽府（今甘肅慶陽）城西北修築大順城竣工，特請張載到慶陽，撰寫了《慶州大順城記》以資紀念。

嘉祐二年（1057年），三十八歲的張載赴汴京（今開封）應考，時值歐陽修主考，張載與蘇軾、蘇轍兄弟同登進士，在候詔待命之際，張載受宰相文彥博支持，在開封相國寺設虎皮椅講《易》。期間遇到了程顥、程頤兄弟，張載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虛心待人，靜心聽取二程對《易經》的見解，然後感到自己學得還不夠。第二天，他對聽講的人說：“易學之道，吾不如二程。可向他們請教。”二程由此在京中名聲大震。

然而在同二程談論道學的要義後，他又很自信地認爲自己已經求得道義，沒有什麼其他的事再值得追求，拋棄所有曾經研習過的學說，專心致志學道。表現了他在學術上積極開拓精神，其作《易說》就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張載進士登第，先後任祁州（今河北安國）司法參軍、雲巖縣令（今陝西宜川境內）著作佐郎、籤書渭州（今甘肅平涼）軍事判官等職。在作雲巖縣令時，辦事認真，政令 嚴明，處理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推行德政，重視道德教育，提倡尊老愛幼的社會風尚，每月初一召集鄉里老人到縣衙聚會。常設酒食款待，席間詢問民間疾苦，提出訓誡子女的道理和要求，縣衙的規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鄉老，反覆叮嚀到會的人，讓他們轉告鄉民，因此，他發出的教告，即使不識字的人和兒童都沒有不知道的。在渭州，他與環慶路經略使蔡挺的關係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軍府大小之事，都要向他諮詢。他曾說服蔡挺在大災之年取軍資數萬救濟災民，並創“兵將法”，推廣邊防軍民聯合訓練作戰，還提出罷除戍兵（中央軍）換防，招募當地人取代等建議。他還撰寫了《經原路經略司論邊事狀》和《經略司邊事劃一》等，展現了軍事政治才能。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呂公著向神宗推薦張載，稱讚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召見張載，問他治國爲政的方法，張載“皆以漸復三代（即夏、商、周）爲對”。神宗非常滿意，想派他到二府（中書省樞密院）做事。張載認爲自己剛調入京都，對朝廷王安石變法瞭解甚少，請求等一段時間再作計議，後被任命爲崇文院校書。當時王安石執政變法，想得到張載的支持。有一天見到張載，對他說：“朝廷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勝任，想請你幫忙，你願意嗎？”張載一面贊同政治家應大有作爲，但又含蓄地拒絕參與新政的行爲，遂漸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張載上奏辭去崇文院校書職務，未獲批准。不久被派往浙東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審理苗振貪污案，案件辦畢回朝。此時張載之弟監察御史張戩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與王安石發生激烈衝突，被貶知公安縣（今湖北江陵），張載估計自己要受到株連，辭官回到橫渠。

張載回到橫渠後，“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半夜坐起，取燭以書…… ”依靠家中數百畝薄田生活，整日講學讀書。在這期間，他寫下了大量著作，對自己一生的學術成就進行了總結，並親自帶領學生進行恢復古禮和井田制兩項實踐。爲了訓誡學者，他作《砭愚》、《訂頑》訓辭（即《東銘》、《西銘》），書於大門兩側。張載對推行“井田”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己撰寫的《井田議》主張，上奏皇帝，並與學生們買地一塊，按照《周禮》的模式，劃分爲公田，私田等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並疏通東西二渠“驗之一鄉”以證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橫渠鎮崖下村，扶風午井鎮、長安子午鎮仍保持着遺蹟，至今這一帶還流傳着“橫渠八水驗井田”的故事。

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秦鳳路（今甘肅天水）守帥呂大防認爲張載的學術承繼古代聖賢的思想，可以用來複興古禮矯正風化，上奏神宗召張載回京任職。此時張載正患肺病，但他不願錯過施行政治理想和主張的機會，便帶病入京。宋神宗任用張載擔任同知太常職務（禮部副職）。當時有人向朝廷建議實行婚冠喪祭之禮，下詔禮官執行，但禮官認爲古今習俗不同，無法實行過去的禮制。唯張載認爲可行，並指出反對者的作爲“非儒生博士所宜”，因而十分孤立，加之病重，不久便辭職西歸。同年十二月行至臨潼，當晚住在館舍，沐浴就寢，翌日晨與世長辭。享年五十八歲，臨終時只有一個外甥在身邊。

張載一生，兩被召晉，三歷外仕，著書立說，終身清貧，歿後貧無以殮。在長安的學生聞訊趕來，才得以買棺成殮，護柩回到橫渠。翰林院學士許詮等奏明朝廷，乞加贈恤。神宗下詔按崇文院三館之職，賜喪事支出“半”數。

北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三月，張載葬於橫渠大振谷其父張迪墓南，與弟張戩墓左右相對。

南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賜諡“明公”。

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賜封郿伯，從祀孔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