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子野

裴子野（469—530），字幾原，祖籍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寓居吳興故鄣（今浙江安吉）。南朝齊梁間著名史學家、文學家。太中大夫裴松之曾孫。官至鴻臚卿。因曾祖裴松之於宋時任吳興郡故鄣令而留寓，故宅在今安吉縣境內。在朝廷任官十餘年，默然靜守，安貧樂道，僅起茅屋數間，妻兒常苦飢寒。晚年篤信佛教。著作甚豐，有抄合後漢事40卷、《衆僧傳》20卷、《方國伎圖》1卷、文集20卷等。

【人物生平】
幼年時期

裴子野出生於世族家庭，曾祖裴松之，南朝宋太中大夫，曾爲《三國志》作注；祖父裴駰，南齊中郎外兵參軍，著有《史記集解》，都是著名史學家；父裴昭明，南齊通直散騎常侍。裴子野出生後母親病逝，由祖母殷氏撫養。殷氏“柔明有文義，以章句授之”。不幸，在他九歲時，祖母也去逝了。裴子野悲痛萬分，哀毀過人。

少年時期

裴子野聰穎早慧，勤奮好學，少年時代就以善於著述文章聞名。年輕時即開始步入仕途，初任南齊武陵王國左常侍，後爲江夏王參軍。南齊中興二年（502年），父裴昭明去世，裴子野辭官回鄉。正在這時，南齊王朝也被蕭梁王朝替代了。

青年時期

蕭梁初始，梁尚書僕射範雲很讚美裴子野的文才、品行，準備上表推薦他，可惜未奏就突然去世了。當時文學家任昉頗負盛名，很多文人投靠到他門下，請求推薦仕官，唯獨裴子野不願走這條捷徑，爲此任昉很惱火，不在朝廷爲他說好話。過了很久，裴子野才任安成王參軍，兼廷尉正。廷尉是掌刑獄的機構，一次廷尉上奏一件判獄，裴子野不在場，同僚們代他簽了名。誰知，梁武帝對此案很不滿意，把辦案的人全撤了，裴子野也在其中。有人勸他把事情真相講明，可官復原職。裴子野笑着說：“丟官固然可惜，我豈能靠訴訟辯解當官呢？’他在家呆了很久，終無悔意。著名無神論者範縝在朝中任國子博士，與裴子野素未相逢，卻很敬佩他的學識和爲人，上奏請朝廷將自己的官職讓給裴子野。朝廷以裴子野資歷太淺爲由，未予採納。過了很久他才任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後又任諸暨（今浙江諸暨）令。任職期間，以理取信於民，“百姓稱悅，合境無訟。”數年後，裴子野被吏部尚書徐勉推薦爲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後又兼中書通事舍人，掌中書詔誥，不久又遷中書侍郎。梁大通元年（527年）轉鴻臚卿、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530年），死於任上，終年六十二歲。

中年時期

裴子野仕官期間，忠子職守，任勞任怨，且爲政清廉，是—塵不染的清官。他把朝廷的俸祿分攤給生活困難的親戚朋友，自己則與妻子恆苦飢寒，居住在數間茅草屋內，“唯以教海爲本”。晚年信奉佛教，嚴守戒律，病重期間“遺命儉約，務在節制’。裴子野死後，梁武帝爲之流涕，親下詔書，稱“文史足用，廉白自居。諡曰貞子”。據說過去，五品以上的官職纔有諡號， 裴子野“以令望見嘉”破了先例。裴子野下葬，湘東王蕭繹親自寫墓誌銘，藏在墓葬中，邵陵王蕭綸爲他立墓誌，立於墓道中，“羨道列志， 自此始焉”。子裴謇，官至通直郎。

【文史足用】
宦海沉浮 幾起幾落

裴子野的曾祖父裴松之、祖父裴駰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受家庭的薰陶和影響，裴子野從小就對史學極感興趣，三十歲左右，就將沈約寫的史書《宋書》刪撰爲《宋略》二十卷。此書一出來，立即博得朝野上下一致讚賞，連和裴子野打過筆墨官司的沈約本人，見後也自嘆不如。除《宋略》外，裴子野還有《衆僧傳》、《續裴氏家傳》、《方國使圖》等著作行世。可惜這些著作都已亡佚，未能流傳下來。裴子野雖然是以史學和文學成就聞名於世，但他一生所擔任的公職，絕大多數卻是祕書官職。他宦海生涯三十多年，其間只到諸暨任過很短一段時間的縣令，其餘所擔任的參軍、錄事參軍、記室參軍、左常侍、尚書比部郎、中書通事舍人、中書侍郎等，都是祕書官職。當然，裴子野的仕途並不平坦，剛開始擔任公職的十幾年內，宦海沉浮，幾起幾落，得意時少，失意時多。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幾年，由於受到梁武帝的賞識和器重，他才得以充分顯示和發揮自己的才幹和作用。

才華初露 無不歎服

裴子野被任命爲中書通事舍人，成爲皇帝的高級祕書，是吏部尚書徐勉直接向皇帝推薦的。在此之前，尚書僕射範雲、中書郎、國子博士範縝，也都推薦過他，範縝甚至提出將自己的職務讓給他。由於裴子野官位低，資歷淺，用人部門都沒有同意。梁武帝對裴子野的名聲雖然早有所聞，這次經徐勉推薦，也說得上是破格任用了他，但在使用上，起初卻不怎麼放手。後來由於裴子野在工作中顯露了淵博的學識和非凡的才幹，博得梁武帝高度賞識和器重，梁武帝纔對裴子野刮目相看並予以重用。

有兩件事給梁武帝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第一件事是裴子野擔任中書通事舍人掌中書詔誥後，西北邊界外有兩個叫白題和滑國的小國派使者到梁朝來進貢，由於和這兩個國家好幾代都沒有交往了，朝廷裏無人知道這兩個國家的來歷，甚至連是否有這兩個國家都不清楚。裴子野卻引經據典道：“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其博識如此，衆人無不歎服。梁武帝於是命令裴子野撰寫《方國使圖》，對鄰小國家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於海表，凡二十國”。

第二件事是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梁武帝發動北伐戰爭，進攻北朝的魏國，要裴子野起草一份伐魏的檄文。他援筆而就，很快完成了任務。爲慎重起見，梁武帝又把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舍、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異等人叫到壽光殿來，要他們認真斟酌修改這篇文稿。這些人既是朝廷大臣，又是公認的文書大手筆，他們看後，竟沒有一個不說寫得好的。這樣，梁武帝自然放了心。他久久地注視着裴子野，深情地說：“看你的樣子是這樣贏弱，文章卻寫得如此雄壯。”接着，他又吩咐裴子野，趕快再去寫一封信給北魏的宰相元叉，以曉喻大義。這時已是深夜，裴子野說天亮就可交稿。但還未動手，五更鼓聲就已敲響了。而梁武帝這時又派人來催說：“趕快把稿子送去！”裴子野於是操起筆，黎明時就寫好了。梁武帝讀後，深爲歎服。

從此，朝廷所有的符檄文件，都由裴子野起草。

文史足用 廉白自居

說到裴子野學識的淵博，不能不再帶上一筆。裴子野是一個著名的文人學者，因此同他交遊的人，也多半是些學界名流。文人相輕本是中國古代的一個傳統，然而當時那些博覽羣書，仕途比裴子野得意得多的學界名流如劉之遴、劉顯、殷芸、阮孝緒、顧協、韋棱、張纘、肖勱等人，對裴子野卻極其推崇和歎服。他們在一起討論古籍時，每遇意見不合，“鹹折中於子野”，也就是以子野的意見爲判定是非的標準。裴子野博識的程度，由此可想而知了。

裴子野受到時人的推崇，當然還有別的原因。比如他文思敏捷，起草文書，倚馬可待，一揮而就。還有他那簡練樸實的文風，也是人們推崇的一個原因。南北朝時盛行駢文體，這種文體偏於形式，堆砌詞藻，空尚浮泛，不切實際，過分講究對仗和聲律，表面上看十分華麗，讀起來也琅琅上口，但很不實用。時人隨波逐流，文風敗濁。裴子野卻不然，他作《雕蟲論》，對文章的注重藻飾，表示極大的不滿，主張作品應做到“勸美懲惡”、“止乎禮義”；對繁文要“刪撮事要”。他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對《宋書》刪繁就簡，壓縮成二十卷的《宋略》，是他實踐中的一個大膽的嘗試。後來他成爲皇帝的祕書，起草公文也是直陳政事，不尚麗靡之詞，摒棄形式主義。他寫的公文雖然首尾貫通，頗具氣勢，深得梁武帝的賞識，但由於與當時的文風有明顯的差異，因此還是招來不少人的非議，有的甚至爲此而指斥詆譭他。裴子野全然不顧，堅持走自己的路，到最後，就是指斥詆譭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公文應當這樣寫，於是更加敬重裴子野。

更難得的是，裴子野的個人品德和修養，也堪稱古代祕書人員的楷模。

南北朝時期，中書通事舍人這一官職，是十分重要的。朝廷的事權可以說大都落在這些人身上。他們在皇帝左右，可以直接代皇帝發佈詔令，有的甚至分別擔任各部門的政務，尚書反須受其指導，因而“勢傾天下”。裴子野在中書省工作十幾年，一直擔任中書通事舍人這一官職，後來梁武帝又很賞識器重他，說他是個大權在握的人，應不爲過。但他能正確對待和使用手中的權力，從不用它來謀一己之私利。據史書上記載，他爲官清正廉潔，不謀私利，從沒有向組織上提過什麼要求，或請求解決什麼困難。他的外祖母家裏和表兄弟家裏生活十分窮困，他就拿自己的俸祿接濟他們。由於俸祿大都給了親戚，自己家裏的生活也就過得相當艱難。他生活儉樸，淡泊自守，終身“飯麥食蔬”，以致妻子“恆苦飢寒”。對於妻子的叫苦，他總是溫言勸喻。說來更讓人難以相信，他在朝廷裏當這麼大的官，家裏卻連住房都沒有，後來借了兩畝官地，建了幾間茅屋，才得以棲身。他的孩子和侄子，對他“奉若嚴君”，十分敬畏。他去世前，還反覆告誡子女，要“儉約，務在節制”。其高風亮節，連梁武帝都十分感動，聞其死訊而流淚，下詔即日舉哀，讚譽他“文史足用，廉白自居”。

清高自愛 堪稱楷模

像裴子野這樣清正廉潔的官員，不要說在南北朝這樣一個生活奢侈腐化，官吏貪污成風的社會裏不多見，就是在整個封建社會，也可以說是鳳毛麟角。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大概有三個原因。一是他信佛；二是家庭的薰陶和影響；三是他注重自我修養。

南朝佛教流行，很多人相信“因果報應”，迷信“來生”。認爲今生多受些苦難，死後就不會被打入地獄。裴子野篤信佛教，於是“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裴子野的父親裴昭明，是一個當官清勤、不置產業的人。據《南史》記載：裴昭明歷郡皆清勤，甚貧罄。齊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太守），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裴昭明自己也常對人講：“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置產業。俗話說，有其父，必有其子。裴子野爲官清正廉潔，受其父的影響無疑也是一個原因。但最主要的還是他注重自我修養。《南史·宋本紀》載：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一次宴會前，宋文帝“敕諸子且勿食”，說是到時將賜給他們豐盛的餚饌。天色已晚，而“食不至”，皇子們皆面露飢色。宋文帝這才告訴他們：“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飢苦，知以節儉期物。”裴子野在《宋略》中也記了此事。但他不是記罷了事，而是藉此大發議論：“善乎太祖（宋文帝廟號‘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四）。言爲心聲，從中不難看出裴子野之爲官清廉，乃是有其思想基礎的。

裴子野的品德和修養好，還表現在他對待朋友和同事心胸寬大、氣度恢弘方面。梁天監初，裴子野步入仕途不久，在他擔任右軍安成王參軍時，曾兼任過廷尉正這樣一個司法官職。當時的訴訟案件，必須三官署名纔有效。有一次裴子野不在，同事就把他的名字簽在獄牒上，報上去沒有得到批准，怪罪下來，把裴子野的所有官職給免了。有人勸子野去說清楚，就會復職的，他一笑置之，不去解釋，情願爲同事朋友分擔責任。這次免官，使他賦閒了很長時間，但他對同事始終不抱怨恨。

裴子野還是一個清高自愛的人。梁代齊後，和沈約齊名、時人號爲“任筆沈詩”的南朝著名文學家任昉，時任義興太守等職，頗負盛名。有意仕途的年輕人經常出入其門下，希望得到他的引薦。任昉也是個獎掖後進、愛才如命的人，對來訪者，只要有才學，堪任用，他一概向上推薦。而經他推薦的人，又都受到任用。任昉的母親是裴子野的堂姑母，兩個人是堂表兄弟，裴子野當時沒有工作，卻從不去拜訪任昉，求其推薦，使任昉感到非常遺憾。裴子野的所作所爲，在現今的某些人看來，也許會覺得他太清高、太要面子了，殊不知正是他的清高自愛，才使得別人更加尊重和佩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