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

柳永，（約984年—約1053年）北宋著名詞人，婉約派代表人物。漢族，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變，字景莊，後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稱柳七。宋仁宗朝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故世稱柳屯田。他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以畢生精力作詞，並以“白衣卿相”自詡。其詞多描繪城市風光和歌妓生活，尤長於抒寫羈旅行役之情，創作慢詞獨多。鋪敘刻畫，情景交融，語言通俗，音律諧婉，在當時流傳極其廣泛，人稱“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婉約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對宋詞的發展有重大影響，代表作 《雨霖鈴》《八聲甘州》。

【軼事典故】
奉旨填詞
史載，柳永作新樂府，爲時人傳誦；仁宗洞曉音律，早年亦頗好其詞。但柳永好作豔詞，仁宗即位後留意儒雅，對此頗爲不滿。及進士放榜時，仁宗就引用柳永詞“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鶴沖天·黃金榜上》）說：“既然想要‘淺斟低唱’，何必在意虛名”，遂刻意劃去柳永之名。

宋人嚴有翼亦載有此事，說有人向仁宗推薦柳永，仁宗回覆“且去填詞”，並說自此後柳永不得志，遂出入娼館酒樓，自號“奉聖旨填詞柳三變”。

眠花宿柳
柳永生在一個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系統訓練，養成功名用世之志，然而，他一旦出入“秦樓楚館”，接觸到“競賭新聲”，浪漫而放蕩不羈的性格便顯露出來，因此，青樓成了他常去之處。科舉落第後，柳永沉溺煙花巷陌，都市的繁華、歌伎的多情，使柳永彷彿找到了真正的自由生活。

在宋代，歌伎以歌舞表演爲生，其表演效果的好壞，直接關係到她們的生活處境。演出效果取決於演技和所演唱的詞，演技靠個人的勤奮練習，而詞則靠詞人填寫。歌伎爲了使自己的演唱吸引觀衆，往往主動向詞人乞詞，希望不斷獲得詞人的新詞作，使自己成爲新作的演唱者，以給聽衆留下全新的印象，同時也希望通過詞人在詞中對自己的讚賞來提升名氣。柳永落第後，頻繁地與歌伎交往，教坊樂工和歌伎填詞，供她們在酒肆歌樓裏演唱，常常會得到她們的經濟資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連於坊曲，不至於有太多的衣食之虞。歌伎是柳永詞的演唱者和主要歌詠對象，存世柳詞中涉及歌伎情感方面的約150首，歌伎激發了柳永的創作熱情，滿足了他的情感追求，促成了他的創作風格，也奠定了他的文學地位。

白衣卿相
柳永年輕時應試科舉，屢屢落第；即暮年及第，又轉官落魄，終官不過屯田員外郎。由於仕途坎坷、生活潦倒，柳永由追求功名轉而厭倦官場，沉溺於旖旎繁華的都市生活，以畢生精力作詞，並在詞中以“白衣卿相”自詡。表面上看，柳永對功名利祿不無鄙視，但骨子裏還是忘不了功名，希望走上一條通達於仕途的道路。柳永是矛盾的，他想做一個文人雅士，卻永遠擺脫不掉對俗世生活和情愛的眷戀和依賴；而醉裏眠花柳的時候，他卻又在時時掛念自己的功名。然而，仕途上的不幸，反倒使他的藝術天賦在詞的創作領域得到充分的發揮。

據傳，柳永晚年窮愁潦倒，死時一貧如洗，無親人祭奠。歌伎念他的才學和癡情，湊錢替其安葬。每年清明節，又相約赴其墳地祭掃，並相沿成習，稱之“吊柳七”或“吊柳會”，這種風俗一直持續到宋室南渡。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柳永出身官宦世家，祖父柳崇，世居河東（今山西），曾爲沙縣縣丞，在州郡頗有威信。父親柳宜，出仕南唐，爲監察御史；南唐滅亡後，柳宜供職北宋，任雷澤縣令，不久，改爲費縣縣令、濮州任城令。柳永即出生於其父任所（984年，費縣）。

淳化元年（990年），柳宜入汴京上書，授全州通判，柳永隨父赴任。

淳化五年（994年），柳宜以贊善大夫調往揚州，柳永隨往，習作《勸學文》。

至道三年（997年），柳宜屢遷至國子博士，命其弟攜畫像前往故里崇安，以慰家母思念，柳永隨叔歸鄉。

鹹平元年（998年），柳永居家鄉，遊覽名勝中峯寺，作詩《題中峯寺》。柳永讀到《眉峯碧》，甚愛此詞，將它題寫在牆壁上，反覆琢磨。

鹹平四年（1001年），柳永嘗試爲詞，作《巫山一段雲·六六真遊洞》，歌頌家鄉風景武夷山，有“飄飄凌雲之意”。

流寓江淮
鹹平五年（1002年），柳永計劃進京參加禮部考試，由錢塘入杭州，因迷戀湖山美好、都市繁華，遂滯留杭州，沉醉於聽歌買笑的浪漫生活之中。鹹平六年（1003年），孫何知杭州，門禁甚嚴，柳永作《望海潮·東南形勝》，前往拜謁。此詞一出，即廣爲傳誦，柳永亦因此名噪一時。

景德元年（1004年）秋，孫何還京太常禮院，柳永做《玉蝴蝶·漸覺芳郊明媚》，追憶陪孫何遊樂情事。

景德年間（1004—1007年），柳永離開杭州，沿汴河到蘇州，作《雙聲子·晚天蕭索》；不久入揚州，作《臨江仙·鳴珂碎撼都門曉》，追憶舊遊，度過了青年時期的一段放浪生活。

科舉之路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柳永進入京師汴京（今開封）。時北宋承平日久，都城繁華極盛：元宵，皇帝與民同樂；清明，郊外踏青；端午，龍舟競渡；汴京風情，紙迷金醉。柳永凌雲辭賦，將帝都的“承平氣象，形容曲盡”。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春闈在即，柳永躊躇滿志，自信“定然魁甲登高第”。及試，真宗有詔，“屬辭浮糜”皆受到嚴厲譴責，柳永初試落第。憤慨之下作《鶴沖天·黃金榜上》，發泄對科舉的牢騷和不滿，但對中舉出仕並未完全絕望。不久之後，柳永作詞《如魚水·帝裏疏散》，對此次應試的不利，柳永已不再介懷，對試舉仍抱希望。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柳永第二次參加禮部考試，再度落第。同時，與相好歌女蟲娘關係出現裂痕，柳永作詞《徵部樂·雅歡幽會》，抒發失意兼失戀的苦悶情緒。

天禧二年（1018年），長兄柳三複進士及第，柳永第三次落榜。

浪跡天涯
天聖二年（1024年），柳永第四次落第，憤而離開京師，與情人（或爲蟲娘）離別，作著名的《雨霖鈴·寒蟬悽切》，由水路南下，填詞爲生，詞名日隆。因漂泊日久，身心疲憊，柳永作《輪臺子·一枕清宵好夢》，追憶“卻返瑤京，重買千金笑”，感嘆“芳年壯歲，離多歡少”。

天聖七年（1029年），柳永返回京師，汴京繁華依舊，但故交零落，物是人非，觸目傷懷，柳永又離開京都，前往西北。

明道年間（1032—1033年），柳永漫遊渭南，作《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不久，至成都，時田況知益州，錦裏風流、蠶市繁華，柳永作詞以贈。出成都後，柳永又沿長江向東，過湖南、抵鄂州。

釋褐爲官
景祐元年（1034年），仁宗親政，特開恩科，對歷屆科場沉淪之士的錄取放寬尺度，柳永聞訊，即由鄂州趕赴京師。是年春闈，柳永與其兄柳三接同登進士榜，授睦州團練推官，暮年及第，柳永喜悅不已。

二月，柳永由汴京至睦州，途經蘇州，時范仲淹知蘇州，柳永遂前往拜謁，並作詞進獻。九月，睦州知州呂蔚愛慕柳永才華，向朝廷舉薦，因“未有善狀”受阻。

景祐四年（1037年），柳永調任餘杭縣令，撫民清淨，深得百姓愛戴。

寶元二年（1039年），柳永任浙江定海曉峯鹽監，作《煮海歌》，對鹽工的艱苦勞作予以深刻描述。柳永爲政有聲，被稱爲“名宦”。

轉官辭世
慶曆三年（1043年），調任泗州判官。時柳永已爲地方官三任九年，且皆有政績，按宋制理應磨勘改官，竟未成行，柳永“久困選調”，遂有“遊宦成羈旅”之嘆。秋，柳永進獻新詞《醉蓬萊·漸亭皋葉下》，因有“太液波翻”等語，不合聖意，改官投訴無果而終。八月，范仲淹拜參知政事，頒行慶曆新政，重訂官員磨勘之法。柳永申雪投訴，改爲著作佐郎，授西京靈臺山令。

慶曆六年（1046年），轉官著作郎。次年，柳永再度遊蘇州，作詞贈蘇州知州滕宗諒。

皇祐元年（1049年），轉官太常博士。次年，改任屯田員外郎，遂以此致仕，定居潤州。

皇祐五年（1053年），柳永與世長辭。

【功名】
表面上看，柳永對功名利祿不無鄙視，很有點叛逆精神。其實這只是失望之後的牢騷話，骨子裏還是忘不了功名，他在《如魚水》中一方面說“浮名利，擬拚休。是非莫掛心頭。”另一方面卻又自我安慰說“富貴豈由人，時會高志須酬”。因此，他在科場初次失利後不久，就重整旗鼓，再戰科場。

仁宗初年的再試，考試成績本已過關，但由於《鶴沖天》詞傳到禁中，上達宸聽。等到臨軒放榜時，仁宗以《鶴沖天》詞爲口實，說柳永政治上不合格，就把他給黜落了，並批示：“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再度的失敗，柳永真的有些憤怒了，他乾脆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從此無所顧忌地縱遊妓館酒樓之間，致力於民間新聲和詞的藝術創作。官場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詞人柳永，使他的藝術天賦在詞的創作領域得到充分的發揮。當時教坊樂工和歌姬每得新腔新調，都請求柳永爲之填詞，然後才能傳世，得到聽衆的認同。柳永創作的新聲曲子詞，有很多是跟教坊樂工、歌妓合作的結果。柳永爲教坊樂工和歌妓填詞，供她們在酒肆歌樓裏演唱，常常會得到她們的經濟資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連於坊曲，不至於有太多的衣食之虞。南宋羅燁《醉翁談錄》丙集卷二就說“耆卿居京華，暇日遍遊妓館。所至，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柳永憑藉通俗文藝的創作而獲得一定的經濟收入，表明宋代文學的商品化開始萌芽，爲後來“職業”地從事通俗文藝創作的書會才人開了先河。

然而在他的這段人生中，他並沒有真正放下心中的功名之慾。他還是想要功名的，他還是希望走上一條通達於仕途的道路。於是他或是去漫遊，或是輾轉於改官的途中。漫長的道路，漫長的希望與寂寞中，柳永寫下了大量的羈旅行役之詞。這類作品向來是受歷代學者稱讚的。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六載：晁無咎雲：“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雲：‘漸霜風悽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真唐人語，不減唐人高處矣。” 《八聲甘州》就是一首羈旅行役之詞。清人陳廷焯《詞壇叢話》也曾說：“秦寫山川之景，柳寫羈旅之情，俱臻絕頂，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柳永的羈旅行詞約爲60首，佔全詞的近四分之一。羈旅題材常用於表現文士追求功名不果後的心情與思緒，因而柳永的羈旅行役詞也透着濃厚的文人氣質，這種氣質多表現爲或用羈旅詞書法懷古之志，如《雙聲子》（晚天蕭索），或用羈旅詞表現追求功名的封建士大夫的失志之悲和飄零的孤獨，如《歸朝歡》（別岸扁舟）和《輪臺子》（一枕青宵）。然細細品讀柳永的羈旅詞，卻會發現這類詞中仍有相當一部分夾着世俗的尾巴，即一方面高唱文人格調，一方面剪不斷與歌妓的相思和纏綿的回憶。試看《雪梅香》一詞：“景蕭索，危樓獨立面晴空。動悲秋情緒，當時宋玉應同。漁市孤煙嫋寒碧，水村殘葉舞愁紅。楚天闊，浪浸斜陽，千里溶溶。 臨風，想佳麗，別後愁顏，鎮斂眉峯。可惜當年，頓乖雨跡雲蹤。雅態妍姿正歡洽，落花流水忽西東。無憀恨，相思意，盡分付徵鴻。”詞一開篇就寫蕭瑟的秋景引發了自己的悲秋情緒，而這種情緒，和當時的宋玉應是相同的。以開創悲秋情結的鼻祖宋玉來寫這種悲，更體現出滿腔才華的人走向衰老時對年華已逝無可挽回而自己的志願還沒有完成時的那種悲涼和悲痛。柳永科舉屢次失敗，到頭來雖做得一個小官，並沒有開拓出能夠實現自己夢想的舞臺，加上改官曲折，升遷無望，柳永內心充滿了對人生和生命的感嘆。“危樓”、“孤煙”、“殘葉”、“楚天”和“斜陽”等景物更深刻展現出當時景色的蕭索。而這景色卻是和作者內心的感情相吻合的。

正如葉嘉瑩女士在《唐宋詞十七講》中所說，柳永的這類詞成功的將詞境“從春女善懷過渡到秋士易感”，真正寫出了一個讀書人的悲哀。詞的下片即轉向了思念。“臨風想佳麗，別後愁顏，鎮斂眉峯。”柳永在風中思念着他愛的人，同時也想象着對方對自己的思念，她應是愁容滿面，眉頭深鎖。這樣的思念寫得很真切和誠摯。然而下句立刻就轉到了“雨跡雲蹤”，自宋玉《高唐賦》開創了以“雲雨”這個意象隱喻男女的歡愛之後，“雲雨”一詞也就成了男女之歡的代名詞。此處“雲雨”即是此意。柳永一思念佳人，就想起當年歡愛的場景，這幾乎成了柳永詞中的一個通病。

另一些羈旅詞中，柳永雖未提及雲雨，卻提起了同樣讓文人雅士不恥的秦樓楚館等煙花之地，提起了貌美如花的歌妓。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京師的時候，柳永生活的大部分都是和歌妓一起度過的，並且那些歌妓給了他無數歡快的，讓他感到自我價值得以實現的美麗回憶。日後懷想起的事和人總是生命裏讓自己難忘的，給自己安慰的，在落魄時給自己救助的。柳永也如此，在征途中，他唯一能憶起的，便是那些在他不如意的時候陪在他身邊的煙花女子。一個作家的經歷決定了他創作的格調，正是當時的社會條件給了柳永那樣坎坷經歷，讓他不得不以煙花場所爲港灣，因此我們便不能苛求柳永寫出如“大江東去”那樣具有雄心抱負的句子。他能想起和描繪的，只能是年少時嫣紅的記憶和記憶中的人，如《鵲橋仙》（屆征途）。

出身儒宦家庭，卻擁有着一身與之不兼容的浪漫氣息和音樂才華的柳永，一生就在這二者之間奔波忙碌。他迷戀情場，卻又念念不忘仕途。一部《樂章集》就是他周旋於二者間的不懈追求、失志之悲與兒女柔情的結合。他想做一個文人雅士，卻永遠擺脫不掉對俗世生活和情愛的眷戀和依賴；而醉裏眠花柳的時候，他卻又在時時掛念自己的功名。柳永是矛盾的，他的矛盾既源於他本人，又源於他所生活的社會。他是人生、仕途的失意者、落魄者，他無暇去關注人的永恆普遍的生命憂患，而是側重於對自我命運、生存苦悶的深思、體驗和對真正愛情的嚮往與追求，執着於對功名利祿、官能享受的渴望與追求，抒發自己懷纔不遇，命運艱舛的痛苦。因此他只能做着拖着一條世俗尾巴的自封的“白衣卿相”。

柳永擴大了詞境，佳作極多。他還描繪了都市的繁華景象及四時景物風光，另有遊仙、詠史、詠物等題材。柳永發展了詞體，留存二百多首詞，所用詞調竟有一百五十個之多，並大部分爲前所未見的、以舊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調，又十之七八爲長調慢詞，對詞的解放與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柳永還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他的詞講究章法結構，詞風真率明朗，語言自然流暢，有鮮明的個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間口語寫作大量“俚詞”，下開金元曲。柳詞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於音樂美。他的詞不僅在當時流播極廣，對後世影響也十分深巨。

【評價】
天性風流，才性高妙，由於父親柳宜身爲降臣，所以科場失意，衆紅裙爭相親近；他不屑與達官貴人相往來，只嗜好出入市井，看遍青樓，寄情風月，醉臥花叢，憐香惜玉，直把羣妓當倩娘……他是最風流卻路途又最坎坷的一代詞壇高手。

1.屯田（柳永官屯田員外郎，故稱）北宋專家，其高渾處不減清真，長調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勁之氣，寫奇麗之情，做揮綽之聲” ——鄭文火卓

2.“掩衆制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爲無以復加” ——胡寅

3.“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 —— 葉夢得

4.“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久成。” ——李清照

5.“予觀柳氏文章，喜其能道嘉佑中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是時予方爲兒，猶想見其俗，歡聲和氣，洋溢道路之間，動植鹹若。令人歌柳詞，聞其聲，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有感。嗚呼，太平氣象，柳能一寫於樂章，所謂詞人盛事之黼藻，其可廢耶？” ——黃裳

6."其詞格固不高，而音律諧婉，語意妥貼,承平氣象,形容曲盡。" ——陳振孫

7.“漸霜風悽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三句，“不減唐人高處”。 ——蘇軾

8.完顏亮讀罷柳永的《望海潮》一詞，稱讚杭州之美：“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立馬吳山之志”，隔年以六十萬大軍南下攻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一）

9.宋葉夢得《避暑錄話》記載：“柳永爲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爲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餘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朝官雲：‘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 並且柳詞可分俚、雅兩派。

【柳詞影響】
開創意義

這主要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說：

1、慢詞的發展與詞調的豐富
整個唐五代時期，詞的體式以小令爲主，慢詞總共不過十多首。到了宋初，詞人擅長和習用的仍是小令。與柳永同時而略晚的張先、晏殊和歐陽修，僅分別嘗試寫了17首、3首和13首慢詞，慢詞佔其詞作總數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創作了慢詞87首調125首。柳永大力創作慢詞，從根本上改變了唐五代以來詞壇上小令一統天下的格局，使慢詞與小令兩種體式平分秋色，齊頭並進。
小令的體制短小，一首多則五六十字，少則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詞的篇幅較大，一調少則八九十字，多則一二百字。柳永最長的慢詞《戚氏》長達212字。慢詞篇幅體制的擴大，相應地擴充了詞的內容涵量，也提高了詞的表現能力。
在兩宋詞壇上，柳永是創用詞調最多的詞人。他現存213首詞，用了133種詞調。而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個詞調中，有一百多調是柳永首創或首次使用。詞至柳永，體制始備。令、引、近、慢、單調、雙調、三疊、四疊等長調短令，日益豐富。形式體制的完備，爲宋詞的發展和後繼者在內容上的開拓提供了前提條件。如果沒有柳永對慢詞的探索創造，後來許多詞人或許只能在小令世界裏左衝右突，而難以創造出像《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念奴嬌·赤壁懷古》、《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那樣輝煌的慢詞篇章。

2、市民情調的表現與俚俗語言的運用
羈旅行役之感與抒情的自我化
北宋陳師道說柳詞“骫骳從俗，天下詠之”（《後山詩話》），王灼也認爲柳詞“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碧雞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詞面向市民大衆的特點。
唐五代敦煌民間詞，原本是歌唱普通民衆的心聲，表現他們的喜怒哀樂的。到了文人手中，詞的內容日益離開市俗大衆的生活，而集中表現文人士大夫的審美情趣。柳永由於仕途失意，一度流落爲都市中的浪子，經常混跡於歌樓妓館，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歌妓和市民大衆的生活、心態相當瞭解，他又經常應歌妓的約請作詞，供歌妓在茶坊酒館、勾欄瓦肆裏爲市民大衆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詞的創作路數，而迎合、滿足市民大衆的審美需求，用他們容易理解的語言、易於接受的表現方式，着力表現他們所熟悉的人物、所關注的情事。
首先是表現了世俗女性大膽而潑辣的愛情意識。在其他文人詞的同類題材作品中，愛情缺失的深閨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來順受，內心的願望含而不露。而柳永詞中的世俗女子，則是大膽而主動地追求愛情，無所顧忌地坦陳心中對平等自由的愛情的渴望。試比較：
檻菊愁煙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飛去。明月不諳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戶。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欲寄彩箋兼尺素。山水長闊知何處。（晏殊《鵲踏枝》）
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鶯穿柳帶，猶壓香衾臥。暖酥消，膩雲嚲。無那。恨薄情一去，音書無個。
早知恁麼。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只與蠻箋象管，拘束教吟課。鎮相隨，莫拋躲。針線閒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柳永《定風波》）
這兩首詞都是寫女主人公因愛人外出未歸而憂愁苦悶。然而晏詞含蓄，柳詞坦率。柳永此詞因直接表現世俗女子的生活願望，與傳統的禮教不相容，而受到宰相晏殊的責難。柳永另一首《錦堂春》（墜髻慵梳）所寫的市民女子，更是對負約不歸的郎君既埋怨，又數落，並且設想等他回來時該如何軟硬兼施地懲治他，以使他今後，不敢再造次。這種潑辣爽直的性格，直抒其情的寫法，正符合市民大衆的審美趣味。
其次是表現了被遺棄的或失戀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聲。在詞史上，柳永也許是第一次筆端伸向平民婦女的內心世界，爲她們訴說心中的苦悶憂怨。且看其《滿江紅》：
萬恨千愁，將年少、衷腸牽繫。殘夢斷、酒醒孤館，夜長無味。可惜許枕前多少意，到如今兩總無始終。獨自個、贏得不成眠，成憔悴。 添傷感，將何計。 空只恁，厭厭地。無人處思量，幾度垂淚。不會得都來些子事，甚恁底死難拚棄。待到頭、終久問伊看，如何是。
詞以女主人公自敘的口吻，訴說失戀的痛苦和難以割捨的思念。另一首《慢卷》（閒窗燭暗）寫女主人公與情人分離後的追悔和對歡樂往事的追憶，也同樣傳神生動。這類表現普通女性心聲的詞作，配合着哀婉動人的新聲曲調演唱，自然容易引起大衆情感的共鳴，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徐度《卻掃編》）。
再次是表現下層妓女的不幸和她們從良的願望。柳永長期流連坊曲，與歌妓交往頻繁。他雖然有時也不免狎戲玩弄歌妓，但更多的是平等的身份和相知的態度對等她們，認爲她們“心性溫柔，品流詳雅，不稱在風塵”（《少年遊》）；欣賞她們“豐肌清骨，容態盡天真”（《少年遊》）的天然風韻；讚美她們“自小能歌舞”、“唱出新聲羣豔伏”（《木蘭花》）的高超技藝；關心同情她們的不幸和痛苦；“一生贏得是淒涼。追前事、暗心傷。”（《少年遊》）也常常替她們表白獨立自尊的人格和脫離娼籍的願望：“萬裏丹霄，何妨攜手同歸去。永棄卻、煙花伴侶。免教人見妾，朝雲暮雨。”（《迷仙引》）柳永這類詞作，與晚唐五代以來的同類相比，不僅有內容風格的不同，更體現也一格觀唸的變化。而作爲當時一個特殊社會羣體的歌妓，與市民的生活內容、消費方式密不可分，因而，柳永詞真切地表現她們的命運，也非常貼近市民大衆的日常生活和欣賞趣味。不過其中也有些低級趣味的色情描寫，這也是他常常受到宋代文人指責的原因之一。
另外，柳永詞還多方面展現了北宋繁華富裕的都市生活和豐富多彩的市井風情。柳永長期生活在都市裏，對都市生活有着豐富的體驗，“列華燈、千門萬戶。遍九陌、羅綺香風微度。十里然絳樹。鰲山聳、喧天簫鼓”（《迎新春》）的（《瑞鷓鴣》）的蘇州，也使他讚歎不已。他用彩筆一一描繪過當時汴京、洛陽、益州、揚州、會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榮景象和市民的遊樂情景。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望海潮》，詞從自然形勝和經濟繁華兩個角度真實地交錯描繪出杭州的美景和民衆的樂事。這都市風情畫，前所未有地展現出當時社會的太平氣象，而爲文人士大夫所激賞。柳記不僅創造和發展了詞調、詞法，並在詞的審美趣味方面朝着通俗化的方向變化，在題材取向上朝着自我化的方向發展。晚唐五代詞，除韋莊、李煜後期詞作以外，大多是表現離愁別恨、男歡女愛等類型化情感，柳永詞則注意表現自我獨特的人生體驗和心態。他早年進士考試落榜後寫的《鶴沖天》，就預示了這一創作方向： 此詞盡情地抒發了他名落孫山後的憤懣不平，也展現了他的叛逆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羈的個性。
柳永在幾度進士考試失利後，爲了生計，不得不到處宦遊幹謁，以期能謀取一官半職。南宋陳振孫所說柳永“尤工於羈旅行役”（《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正是基於他一生宦遊沉浮、浪跡江湖的切身感受。由於“未名未祿”，必須去 “奔名競利”，於是“遊宦成羈旅”，“諳盡宦遊滋味”（《安公子》）。而長期在外宦遊，又“因此傷行役。思念多媚多嬌，咫尺千山隔。都爲深情密愛，不忍輕離拆”（《六麼令》）。但“利名牽役”，又不得不與佳人離別：“走舟車向此，人人奔名競利。念蕩子、終日驅驅，爭覺鄉關轉迢遞。”（《定風波》）《樂章集》中六十多首羈旅行役詞，比較全面地展現出柳永一生中的追求、挫折、矛盾、苦悶、辛酸、失意等複雜心態。稍後的蘇軾即是沿着這種抒情自我化的方向而進一步開拓深化。

3、詞的表現方法的改變
柳永在詞的語言表達方式上，也進行了大膽的革新。他不像晚唐五代以來的文人詞那樣只是從書面的語彙中提練高雅綺麗的語言，而是充分運用現實生活中的日常口語和俚語。諸如副詞“恁”、“怎”、“爭”等，代詞“我”、“你”、 “伊”、“自家”、“伊家”、“阿誰”等，動詞“看承”、“都來”、“抵死”、 “消得”等，柳永詞都反覆使用。用富有表現力的口語入詞，不僅生動活潑，而且像是直接與人對話、訴說，使讀者和聽衆既感到親切有味，又易於理解接受。當時“凡有井水飲處，能歌柳詞”（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與柳詞語言的通俗化不無關係。嚴有翼《藝苑雌黃》即說柳詞“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悅故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引）。
詞的體式和內容的變化，要求表現方法也要作相應的變革。柳永爲適應慢詞長調體式的需要和市民大衆欣賞趣味的需求，創造性地運用了鋪敘和白描的手法。
小令由於篇幅短小，只適宜於用傳統的比興手法，通過象徵性的意象羣來烘托、傳達抒情主人公的情思意緒。而慢詞則可以盡情地鋪敘衍展，故柳永將“敷陳其事而直言之”的賦法移植於詞，或直接層層刻畫抒情主人公豐富複雜的內心世界（如上舉《定風波》、《滿江紅》詞）；或鋪陳描繪情事發生、發展的場面和過程，以展現不同時空場景中人物情感心態的變化。試比較兩篇名作：
歐陽修《踏沙行》
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徵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欄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柳永《雨霖鈴》
寒蟬悽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兩首詞都是寫別情。歐陽修詞用的是意象烘托傳情法；則柳永詞則是用鋪敘衍情法，整個送別的場景、過程，別前、別時、別後的環境氛圍以及人物的動作、情態、心緒，都有細緻的描繪和具體的刻畫。歐詞是借景言情，情由景生；柳詞則是即事言情，情由事生，抒情中含有敘事情和隱約的情節性。這也是柳永大部分詞作的共同特點。
同時，他善於巧妙利用時空的轉換來敘事、佈景、言情，而自創出獨特的結構方式。詞的一般結構方式，即體現爲迴環往復式的多重時間結構，如《駐馬聽》（鳳枕鸞帷）、《浪淘沙漫》（夢覺）和《慢卷》（閒窗燭暗）等。後來周邦彥和吳文英都借鑑了這種結構方式而加以發展變化。在空間結構方式上，柳永也將一般的人我雙方互寫的雙重結構發展爲從自我思念對方又設想對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間結構，如“想佳人、妝樓顒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八聲甘州》）；“算得伊家，也應隨分，煩惱心兒裏”（《慢卷》）。
與鋪敘相配合，柳永還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寫景狀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敘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如《憶帝京》不加任何藻飾，卻生動地刻畫出主人公曲折的心理過程。

後世影響
作爲第一位對宋詞進行全面革新的大詞人，柳永對後來詞人影響甚大。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即說“今少年”“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組）”；又說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禮、万俟詠等六人“皆在佳句”，“源流從柳氏來”（《碧雞漫志》卷二）。即使是蘇軾、黃庭堅、秦觀、周邦彥等著名詞人，也無不受惠於柳永。柳詞在詞調的創用、章法的鋪敘、景物的描寫、意象的組合和題材的開拓上都給蘇軾以啓示，故蘇軾作詞，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風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詞的表現方法和革新精神，從而開創出詞的一代新風。黃庭堅和秦觀的俗詞與柳詞更是一脈相承。秦觀的雅詞長調，其鋪敘點染之法，也是從柳詞變化而出，只是因吸取了小令的含蓄蘊藉而情韻更雋永深厚。周邦彥慢詞的章法結構，同樣是從柳詞脫胎，近人夏敬觀早已指出： “耆卿多平鋪直敘，清真特變其法，迴環往復，一唱三嘆，故慢詞始盛於耆卿，大成於清真。”北宋中後期，蘇軾和周邦彥各開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從柳詞分化而出，猶如一水中分，分流並進。

【紀念館】
柳永紀念館位於武夷山風景名勝區武夷宮古街中段，一曲溪北岸，是一座三層樓閣式仿宋民間建築，佔地300米，坐南朝北，有展廳及辦公室、儲藏室、茶室等設施。風格樸實素雅，極富鄉土氣息。

柳永紀念館館名由原中顧委委員、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題寫。大門前草坪矗立着柳永全身站立銅像，花崗巖四方基座高1.34米，基座正面鐫刻柳永簡介。

【墓址之爭】
衆說紛紜
由於官方正史《宋史》中沒有柳永的傳記，當時文人學士的詩文集裏也沒有關於柳永的記載，所以連柳永的生卒年限都沒有定論。傳聞各異，要下一個定論，就更難了。這也是詞人的悲哀！但換一種想法：這也是詞人的一種榮幸，讓更多地方的人記住他、關心他！幸與不幸竟在一念之間！
據明萬曆《鎮江府志》卷三六附記，直到王安禮知潤州時，纔將柳永安葬在北固山下。但查了一下資料歷來文學史家均語焉不詳。宋代以後各家記載，也是衆說紛紜，各執一詞。歸納起來，其說有四：

一、卒葬湖北襄陽說
宋祝穆持此說，祝在《方輿勝覽》中記載：柳永卒於襄陽，死之日，家無餘財，羣妓合資葬於南門外。每春日上冢，謂之“吊柳七”，也叫“上風流冢”。漸漸形成一種風俗，沒有入“吊柳會”、上“風流冢”者，甚至不敢到樂遊原上踏青。這種風俗一直持續到宋室南渡。後人有詩題柳永墓雲：樂遊原上妓如雲，盡上風流柳七墳。可笑紛紛縉紳輩，憐纔不及衆紅裙。

二、葬湖北棗陽花山說
宋曾達臣（敏行）、元陳元靚持此說。曾在《獨醒雜誌》中記載：“耆卿墓在棗陽縣花山，每歲清明詞人集其下，爲吊柳”。陳在《歲時廣記》中亦載：柳耆卿“掩骸僧舍，京西妓者鳩錢葬於縣花山，其後遇清明日，遊人多狎飲墳墓之側，謂之吊柳七”。《棗陽縣誌》記載：“宋詞人柳耆卿（即柳永）墓在興隆鎮花山”。據說柳永晚年遊歷到棗陽，與教坊樂工和歌妓爲伴，靠作曲填詞度日，後來死在棗陽興隆一帶，還是歌妓們湊錢將他安葬在興隆鎮西北3公里外的花山上。

三、葬北固山或銀山說
宋葉夢得（少蘊）持此說。葉在《避暑錄話》中記載：柳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爲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爲出錢葬之。”王和甫究竟葬柳永於何處？葉夢得未提及。據傳北固山下有已湮沒的柳永墓。但明代正德《丹徒縣誌》有“屯田郎柳永墓在（丹徒）土山下”，萬曆《鎮江府志》不但有同樣記載，而且記載了在土山下發現的柳永墓誌銘殘碑的部分內容。元代鎮江籍學者俞希魯所撰《至順鎮江志》卷七說：“土山，在縣西江口，俗呼豎土山（唐劉禹錫詩：‘土山京口峻’）。舊與蒜山相屬，今改名銀山。”而北固山，東晉以來就很出名，人們並沒有稱它爲“土山”的。可見，柳永墓所在的“土山”，就是“銀山”（今天鎮江五十三坡下仍有叫銀山門的地方），就是雲臺山北面的那一部分，並不是北固山。清代鎮江籍詞人趙彥俞有一首憑弔柳永墓的《琵琶引》詞，上段開頭就說：“芳草西津，那堪問，故里清明時節。”中間又有“春去也，荒墳一掬”等語；下段更有“惟有土山深處，記王郎碑碣”（指柳永墓殘碑）等語。從中可以看出，柳永墓所在的“土山”，是緊靠“西津”（即西津渡）。這首詞，既是柳永墓“在土山下”的旁證，更是“土山”就是“銀山” 的明證。清代考據家葉名灃在《橋西雜誌》中也支持葬鎮江說。柳永的故鄉是福建崇安也支持葬鎮江說。柳永紀念館一塊與柳永銅像齊肩的長方形石頭，上面刻寫着：“柳永墓冢抔土還鄉記”幾個大字，下面還有幾行碑文寫着：“公元二〇〇四年九月，值武夷山柳永紀念館新館落成之際，柳永仙冢抔土自鎮江北固山分移至此。千載遊子今朝還鄉，一代詞宗魂歸故里”。

四、葬儀徵說
王士禎在《分甘餘話》中卻提到了：“相傳柳耆卿卒於京口，王和甫葬之，今儀徵西地名仙人掌有柳墓，則是葬於真州，非潤州也”。儀徵古名真州，柳墓在儀徵仙人掌。
王士禎在《真州絕句》中還又一次提到：“江鄉春事最堪憐，寒食清明欲禁菸。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吊柳屯田”。詩文相互印證，當不致有誤。但有一點存疑，儀徵四郊無仙人掌這個地方，不知王士禎以柳墓在仙人掌何據？
明《隆慶儀真縣誌·免談考》載：“柳耆卿墓在縣西七里近胥浦”。清《嘉慶揚州府志·冢墓》亦載：“屯田員外郎柳耆卿墓在儀徵縣西七里近胥浦”。據此，柳永墓在儀徵胥浦較爲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