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

曹寅（1658 - 1712），康熙名臣、文學家、藏書家，字子清，號荔軒，又號楝亭，滿洲正白旗內務府包衣，官至通政使司通政使、管理江寧織造、巡視兩淮鹽漕監察御史。善騎射，能詩及詞曲。曹寅十六歲時入宮爲康熙鑾儀衛，康熙二十九年任蘇州織造，三年後移任江寧織造，康熙四十二年起與李煦隔年輪管兩淮鹽務，凡四次。康熙後六次南巡，其中四次皆住曹寅家。曹寅病危時康熙特賜奎寧，並派人星夜兼程由北京送到南京，可惜藥未到，曹寅已卒。

【主要事蹟】
家族情況

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攝政王多爾袞死後被認定犯了大罪，順治將多爾袞的正白旗收歸自己掌管，曹家也由王府包衣轉爲內務府包衣，成爲皇帝的家奴。這時曹寅的父親曹璽也由王府護衛升任內廷二等侍衛。“內廷”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曹璽在這種地方當差，他就會有更多的機會和皇家的人接觸，取得他們的喜歡和信任。在三年以後，康熙皇帝出生。按清朝的制度，凡皇子、皇女出生後，一律在內務府三旗即鑲黃、正黃、正白三旗包衣婦人當中，挑選奶媽和保姆。曹璽的妻夫人孫氏，被選爲康熙的保姆。從此，曹家與皇帝的關係也就更加親密。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正擔任內務府營繕司郎中的曹璽被任命爲江寧織造，負責織辦宮廷裏和朝廷官用的綢緞布匹，以及皇帝臨時交給的差使，充任皇帝的耳目。

由於曹璽忠實勤奮、辦事利索，康熙對他更加寵信，又賞蟒袍，又贈一品尚書銜，並親手寫“敬慎”的匾額賜給他。康熙二十三年，曹璽“積勞成疾”，死在工作崗位上。康熙南巡至江寧時（今天的南京），親自到織造署慰問曹璽的家屬，還特派了內大臣去祭奠他。

曹璽的兒子曹寅，17歲時就當上康熙的侍衛，深得康熙賞識。

康熙二十九年，他出任蘇州織造，兩年後又調任江寧織造。從此，曹寅和他的兒子曹顒、嗣子曹頫連任江寧織造近40年。

曹寅有兩個女兒。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長女嫁平郡王納爾素爲妃；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次女嫁某蒙古王子爲妃。

仕途經歷

青年時代的曹寅文武雙全、博學多能而又風姿英絕，二十多歲時被提拔爲御前二等侍衛兼正白旗旗鼓佐領。清代初期，御前侍衛和佐領都是十分榮耀的職務，鑲黃、正黃、正白三旗乃皇帝自將之軍，曹寅能任此要職，顯然是康熙對這位文武全才的伴讀特加關照的結果。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甲子年）六月，曹寅的父親、時任江寧織造的曹璽在任上病逝。“是年冬，天子東巡抵江寧，特遣致祭；又奉旨以長子寅協理江寧織造事務”。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庚午年）四月，曹寅被康熙提拔爲蘇州織造；三十一年（1692年壬申年）十一月，調江寧織造。其所遺蘇州織造一缺，由其內兄李煦（時爲暢春園總管）接替。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癸未年），曹寅與李煦奉旨十年輪管兩淮鹽課。次年七月，欽點曹寅巡視淮鹺，十月就任兩淮巡鹽御史。

曹寅一生兩任織造，四視淮鹽，任內連續五次承辦康熙南巡接駕大典（四次南京接駕，一次揚州接駕），其實際工作範圍遠遠超過了其職務規定，所受到的信任與器重也超出地方督撫。

文化活動

曹寅喜好文藝，又愛好藏書，他精通詩詞、戲曲和書法，他的代表作有《楝亭詩鈔》、《楝亭詞鈔》等 。曹寅深厚的文化教養和廣泛的文化活動，營造了曹家的文化藝術氛圍。此時的曹家，呈現出空前的繁榮。

康熙四十四年五月，曹寅奉旨總理揚州書局，負責校刊《全唐詩》，次年九月刊畢試印，“進呈御覽”。康熙皇帝於四十六年四月親撰序文，五十年三月正式出版。五十一年三月，曹寅又奉旨刊刻《佩文韻府》，且親至揚州天寧寺料理刻工。

朱淡文在其著作中指出，種種歷史文獻證實，曹寅與明遺民及江南上層知識分子之詩酒流連決不能僅以文人積習視之，亦決非曹寅個人之禮賢下士所能涵蓋。此乃康熙皇帝籠絡南方士子、磨滅其反清意識的政治決策，曹寅等人則爲具體實施之臣僚而已。康熙十七年正月，聖祖皇帝下詔於明春舉行博學鴻儒科考試。曹寅當時二十三歲，在京任鑾儀衛治儀正，曾參與考試接待事宜，與各省著名學者傅山、顧景星、邵長蘅、李因篤、汪琬、陳維崧、施閏章、閻若璩、尤侗、朱彝尊、姜宸英、毛奇齡、毛際可等人都建立了較深的感情和友誼，其中大多數人在曹寅任織造之後仍與其保持密切聯繫。康熙二十三年五月，曹璽去世，曹寅南下奔喪，在江寧逗留一年，與一些遺民有密切交往。由於曹寅風流儒雅，文才華瞻，又是明遺民顧景星之甥，因而在南北兩地都受到推崇，很快爲遺民和漢族上層知識分子認同。曹寅任織造之後，與江南人士的交遊更加廣泛。有人統計，與曹寅有詩文交往者約二百人，其中有當時極有影響的知名人士。由於曹寅在江南二十多年認真執行康熙皇帝的既定政策，曹寅成爲主持東南風雅、衆望所歸的人物，在江南地區享有極高的聲譽。

病逝揚州

康熙五十一年，曹寅於二月進京述職，攜長子曹顒南返。六月，奉康熙之命自江寧赴揚州主持開刻《佩文韻府》。七月，患風寒之病，繼而轉成瘧疾，李煦向康熙上奏曹寅病情。康熙對曹寅的病情非常重視，立即批覆：“你奏得很好，今欲賜治瘧疾的藥，恐遲延，所以賜驛馬星夜趕去。”下面，康熙還寫了滿文，是金雞納霜的滿文譯音，並非常仔細地加以說明：“專治瘧疾，用二錢末，酒調服。若輕了些再喫一服，必要住的。住後或一錢或八分，連喫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瘧疾，此藥用不得。需要認真，萬囑萬囑萬囑!”但曹寅運氣不佳，藥送到前，已病逝於揚州。

李煦奏摺上說：彌留之際，覈算出虧空庫銀二十三萬兩，而且曹寅已經沒有資產可以補上，“身雖死而目未暝”。曹寅死後，康熙爲保全曹家的江南家產，免遭搬遷的損毀，特命曹寅之子曹顒繼任江寧織造；兩年後曹顒病故，康熙又親自主持將曹寅的四侄曹頫過繼過來，接任了江寧織造的職務。同時康熙又讓曹寅的大舅子蘇州織造李煦代管兩淮鹽差一年，用所得的銀子補齊曹寅生前的虧空。

子孫獲罪

由於曹寅的日用排場，應酬送禮，特別是康熙五次南巡的接駕等等，在經濟上給曹寅造成了鉅額的虧空，甚至可以說，曹寅已經給曹家種下了衰敗的禍根。

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六（公元1709年），兩江總督噶禮參奏曹寅，密報康熙說，曹寅和李煦虧欠兩淮鹽課銀三百萬兩，請求公開彈劾他。康熙把曹寅看成是“家人”，噶禮要求公開彈劾曹寅，康熙沒有批准。但事關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諄諄告誡曹寅和他的大舅子李煦，必須設法補上虧空。但曹寅面對茫茫債海，已經無法彌補，也沒有能力挽回局面。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又查出曹寅生前虧空織造庫銀三十七萬三千兩。康熙只好再次做安排。讓兩淮鹽政李陳常和李煦代爲補還。到了康熙五十六年，才總算把這筆賬補上。

康熙照顧曹家，是看在曹璽和曹寅的情分，到了曹頫這一輩，就疏遠、淡漠了許多。康熙曾經明確對曹頫說：“念爾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康熙六十一年，因李煦、曹頫拖欠賣人蔘的銀兩，內務府奏請康熙，嚴令李煦、曹頫將拖欠的銀兩必須在年底之前交清，否則就嚴加懲處，康熙當即就批准了。顯然，這與康熙以前對曹寅的態度，已是決然不同了。

雍正上臺以後，接連頒佈諭旨，開始在全國上下大張旗鼓地清查錢糧，追補虧空。他一再表示：我不能再像父皇那樣寬容了，凡虧空錢糧官員一經揭發，立刻革職。僅雍正元年，被革職抄家的各級官吏就達數十人，與曹家既是親戚又患難與共的蘇州織造李煦，也因虧空獲罪，被革職抄家。

但一開始雍正並沒有把曹家與李煦一起治罪，而是允許他將虧空分三年還完。曹頫自身的虧空尚未補完，又增加了曹寅遺留的虧空，只好多方求人託人。雍正爲防止有人嚇唬敲詐曹頫，特地向曹頫下達指示：亂跑門路，交結他人，只能拖累自己，瞎費心思力氣買禍受；主意要拿定，安分守己，不要亂來，否則壞朕名聲，就要重重處分，怡親王也救不了你！雍正皇帝的這個硃批特諭，說明他對曹頫“還是出於好意的。

雍正六年（1728年），曹寅嗣子曹頫終因經濟虧空、騷擾驛站、轉移財產等罪革職抄家，兩手空空遷回北京老宅。此後，家族迅速敗落。乾隆年間，曹家子孫流散。

藏書之家

清著名文學家、藏書家。字子清、幼清，一字楝亭，號荔軒、雪樵。祖籍漢軍正白旗，世居瀋陽。官通政使、江寧織造。因在家門外，種植楝樹數株，建一小亭，名爲“楝亭”，以爲藏書賞畫之處。後官由織造兼視兩淮鹽政。從政之餘，以校勘、購書爲樂事，往來於書肆間。所藏書宋元版本較多，校勘亦精。曾和朱彝尊來往過密，李文藻稱“曝書亭之書，楝亭皆抄有副本”，如宋樂史《太平寰宇記》200卷、宋趙孟奎《分門纂類唐歌詩》100卷、魏鶴山《毛詩要義》、《樓攻媿文集》等。編撰有家藏書目《楝亭書目》8冊16卷，著錄圖書3287種，抄本、內府刊本甚多，僅“說部類”就有469種。刻《音韻》5種及《楝亭藏書》12種。所校刊的古書甚爲精美，如顧景星《白茅堂全集》，施閏章《學餘堂文集》，《詩集》，《全唐詩》900卷等，抄本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等。章學誠說，曹寅刻古書十五種，世稱“曹楝亭本”。藏書印有“千山曹氏家藏”、“楝亭曹氏藏書”、“子孫保之”、“平灤世家”等。著有《楝亭詩詞抄》、《詩抄別集》、《詞抄》、《楝亭圖詠》等。

身份矛盾

內務府包衣是特殊歷史時期出現的特殊人羣，曹寅是其典型代表，他的身上充滿矛盾。他是漢族，又是旗人；是奴隸，又是官員。就是在官員中他的身份也難以確定，滿官認他爲漢人，漢官認他爲滿人。他所擔任的職雖是最能撈錢的肥差，卻又爲正途出身的漢族官員所不齒。他若是像大量內務府人一樣，沒有什麼文化，唯以撈錢爲能事倒也罷了，可他同時又是學富五車的人物，是詩人、戲劇家、藏書家、出版家。他不能不爲這種身份的不確定、靈魂的無歸屬而苦惱。曹寅坐轎出門總是低頭看書，從不抬頭，表面上，他說是爲了避免官民向他行禮，實際上與這種矛盾的心態大有關聯。他在寫給豐潤兄長曹鋡的詩中言到：“棗梨歡罄頭將雪，身世悲深麥亦秋。人羣往往避僚友，就中唯感賦登樓。”很形象地寫出了他的這種苦悶。他活得風光又悽苦，體面又卑微，他是在歷史的夾縫中生存的邊緣人，他在歷史的夾縫中歌吟，他的詩便在沉雄樸厚之中時時帶有若隱若顯、揮之不去的悲哀。若問曹寅詩歌的最大特色是什麼，就是這種欲說還休的悲涼。在舊文學中，這是一種獨特人物發出的獨特聲音，是瞬間繁華與無常命運合奏的音響，曹寅本人也因此成爲獨特的典型人物。

【成就】
清朝時轟動朝野的《全唐詩》、《佩文韻府》和《全唐文》三部古籍鉅著，分別於康熙、嘉慶年間在揚州刊刻而成。市檔案局清史工程中整理搶救出的《清宮揚州御檔選編》不少奏摺，描繪了當年揚州刷印業高度發達的盛景。

青島市檔案局副局長、文史專家魏怡勤經過對“御檔”精心研究，向記者解讀了這三部古籍鉅著在揚州校刻的全過程。

揚州詩局爲何設於天寧寺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江寧織造、通政使司通政使，兼任兩淮巡鹽御史曹寅，在揚州創辦了一個大規模的編校出版機構——“揚州詩局”，奉旨校刻《全唐詩》。“揚州詩局”就設在揚州天寧寺裏面。

康熙四十四年的三月十九日，“上發《全唐詩》一部，命江寧織造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曹寅奉旨後，即積極着手籌備。當年至次年期間，曹寅所上的奏摺很多內容與刊刻《全唐詩》有關。

據史料稱，曹寅把“揚州詩局”設在天寧寺裏，是因爲天寧寺內就有巡鹽御史的行署，屬於兩淮巡鹽御史的房產，而且10多年前孔尚任曾住在天寧寺東廊待漏館。這樣既不用出去另找房子，也便於管理，有利於提高校刊《全唐詩》的質量，加快校刊《全唐詩》的速度。

《全唐詩》究竟何時開刻

《全唐詩》開刻時間問題一直有爭論，而清宮揚州御檔的解密，使這個歷史疑團迎刃而解。

據《清宮揚州御檔選編》載，曹寅四十四年(1705)五月初一日折雲：“恭蒙諭旨刊刻《全唐詩集》，命詞臣彭定求等九員校刊。臣寅已行文，期於五月初一日天寧寺開局……”可以看出，五月初一日，天寧寺開刊刻《全唐詩》書局，但校刊工作並未完全開展。

另從其他檔案資料可以看到，編校詞臣是陸續到位的。曹寅於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摺：“校刊全唐詩，現今鏤刻已成者，臣先將唐太宗及高、岑、王、孟肆家刷印，裝潢一樣貳部進呈。其紙張之厚薄，本頭之高下，伏候欽定，俾臣知所遵行。”康熙帝硃批：“知道了。樣本都改過發回。”

《全唐詩》大規模的刊印工作自此開始。揚州詩局進入刊刻工作的高峯期，實際上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以後。

《全唐詩》何時刊印完畢

在此後的一年時間裏，曹寅多次上奏康熙，請示刊刻事宜。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摺說：“又詩局翰林官等，校修唐詩，今年可以竣事。”到了七月初一奏摺：“遵旨校刊全唐詩集，目下刊刻只剩五百餘頁，大約本月內可以刻完，八月內校對錯字畢，即可全本進呈。共計有十二套，除春間所進二套外，又校對得六套，謹裝訂進呈御覽，伏求聖訓俯鑑錯誤，指示臣等，使得刊改歸正，以成一代之書。”康熙帝硃批：“刻的書甚好，等細細看完序文，完時即打發去。”至此，《全唐詩》的校刻工作已接近尾聲。

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奏摺：“今有刻對完全唐詩九十套，進呈御覽。其餘俱已刻完，月內對完，即行刷印進呈，合併奏聞。”《進全唐詩表》說：“於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書成，謹裝潢成帙，進呈聖覽者。”

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十六日（5月17日，康熙《御製全唐詩序》寫成頒發，補刻詩序，冠式書前。《全唐詩》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結束。

刊印速度和質量如何

今本《全唐詩》900卷計9814頁，除去先前所試刻少部分外，平均每月刊刻在1000頁以上，這個速度在雕版印刷時代是相當快的。

從奏摺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全唐詩》異常重視寫刻質量。

曹寅上奏康熙時說：“臣細計書寫之人，一樣筆跡者甚是難得，僅擇其相近者，令其習成一家，再爲繕寫，因此遲誤，一年之間恐不能竣工。”當時正流行軟字精刻風尚，曹寅於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專門召集文人訓練名手繕寫和雕刻《全唐詩》，《全唐詩》字體借鑑歐體、趙體風格，秀麗、俊逸且900卷前後字體幾近一致，因爲字體風格獨特、印刷精美、校勘謹嚴，也爲其成爲清代雕版史上的典範之作奠定基礎。

曹寅何時何因去世

爲了更好地昭示自己的文治武功，玄燁又於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命江寧織造曹寅、蘇州織造李煦、杭州織造孫文成等，於揚州開刻《佩文韻府》。之所以把刊刻地定在揚州，恐與曹寅曾在揚州校刻《全唐詩》，所刻書令康熙十分滿意有關。

曹寅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初三日（5月7日）奏摺稱：“《佩文韻府》已於三月十七日（4月22日）開工刊刻。”此則奏摺十分清楚地表明瞭《佩文韻府》在揚州開刻的準確日期。

至於刊竣的日期，我們可以從檔案書籍中找到答案。據《清宮揚州御檔選編》載，李煦在“奏爲御頒佩文韻府在揚州刊刻公竣裝箱進呈等請旨事”一折中稱：“竊臣與曹寅、孫文成奉旨在揚州刊刻御頒《佩文韻府》一書，今已工竣。謹將連四紙刷訂十部，將樂紙刷訂十部，共裝二十箱，恭進呈樣。再連四紙應刷釘若干部，將樂紙應刷釘若干部。”

此奏摺還說明《佩文韻府》的雕印任務是曹、李、孫三人共同奉旨承辦的，書局的初期刊刻工作由曹寅主持，但不久曹寅病故。李煦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十八日（8月19日）奏曰：“江寧織造曹寅於六月十六日（7月19日）自江寧來揚州書局料理刻工，於七月初一日感受風寒，臥病數日，轉而成癯，雖服藥調理，日漸虛弱。”七月二十三日又上奏：“曹寅七月初一日（8月2日）感受風寒，輾轉成癯，競成不起之症，於七月二十三日（8月24日）辰時身故。”

曹寅未能主持工作至《佩文韻府》完工，曹寅卒後，李煦主持刊刻工作，直至竣工。

實際上，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初十日全書已刻完，康熙在看完樣本後，硃批道：“此書刻得好的極處。”至此，《佩文韻府》的刊刻工作全部結束。

《佩文韻府》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二月在京開編，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在揚開刻，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刊竣，前後歷時近十年。

《全唐文》爲何稱“揚州官本”

揚州詩局刊刻《全唐詩》80年後，嘉慶皇帝也用其曾祖的辦法，命兩淮巡鹽御史阿克當阿，在揚州刊刻《全唐文》等內府古籍。

與《全唐詩》相比，《全唐文》投入了更多的編撰力量。先後參與編撰者近百人，其中既有詞章名家法式善、周之琦、秦恩復等，又有淵博學者阮元、徐松、胡承珙等。該書編成後，即頒發揚州，由督理兩淮鹽政阿克當阿等負責校刻，嘉慶二十四年(1819)刻成，此即後人所稱的“揚州官本”。

翻閱《清宮揚州御檔選編》，收錄有關《全唐文》的奏摺計三則，其中《奏爲校刊欽定全唐文告成奉旨賞還頂戴謝恩事》一折，除了讓我們知道嘉慶帝對刊成的《全唐文》非常滿意之外，還得知另一件事：阿克當阿和蘇楞額二官員因刊刻《全唐文》有功，嘉慶帝賞還了兩人的頂戴，官復原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