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

元稹（779－831），字微之、威明。河南洛陽人，出生於東都洛陽（一說長安萬年縣）。中國唐朝中期大臣、文學家、小說家，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九世孫。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樂府”。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並稱“元白”。

【軼事典故】
元白友誼
元稹與白居易詩歌理論觀點相近，共同提倡新樂府，結成了莫逆之交，世人將他們並稱爲“元白”。兩人之間經常有詩歌唱和，即使兩人分處異地，也經常有書信往來，併發明瞭“郵筒傳詩”。一次，元稹出使到東川，白居易與好友李建同遊慈恩寺，席間想念元稹，就寫下了《同李十一醉憶元九》：“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當日到梁州。”而此時正在梁州的元稹也在思念白居易，他在同一天晚上寫了一首《梁州夢》：“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
後來兩人都先後遭貶，分別被放置外地做官。於是他們經常聯絡，互相鼓勵和慰藉。如白居易所說的那樣，兩人終其一生都是友情極其深厚的“文友詩敵”。白居易有詩寫道：“君寫我詩盈寺壁，我題君句滿屏風；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難。”並說他們之間的友誼是“一爲同心友，三及芳歲闌。花下鞍馬遊，雪中杯酒歡。衡門相逢迎，不具帶與冠。春風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爲同登科，不爲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而元稹對白居易關心，更凝結成了千古名篇《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人物生平】
家族背景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別字威明，唐河南府東都洛陽（今河南洛陽）人，父元寬，母鄭氏，爲北魏宗室鮮卑族拓跋部後裔，是什翼犍之十四世孫。元稹家族久居東都洛陽世代爲官，五代祖元弘，官至隋北平太守，四代祖元義端，官至唐魏州刺史，曾祖元延景，爲歧州參軍，祖父元悱官至南頓縣丞，父親元寬任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
早年經歷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779年）二月，元稹出生於東都洛陽城南，八歲那年父親元寬因病去世，出生書香門第的母親鄭氏，用柔弱的肩膀擔起了元稹上學的擔子。天資聰穎的元稹不負母親厚望，15歲參加朝廷舉辦的“禮記、尚書”考試，實現兩經擢第；23歲登吏部科，授校書郎；28歲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考試，授左拾遺，職位爲從8品。早年元稹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樂府運動”，後人把他和白居易並稱“元白”。
初進宦海
唐德宗貞元九年（793年），十五歲的元稹以明兩經擢第。唐代科舉名目甚多，而報考最多的科目則爲進士和明經兩科。不過兩科相比也有難易之分，進士科難，“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科“倍之，得第者使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說，而唐代文人也更爲看重進士科。元稹爲儘快擺脫貧困，獲取功名，選擇投考的爲相對容易的明經科，一戰告捷。及第之初的元稹卻一直無官，閒居於京城。但他沒有終止勤奮學習。家庭藏書給他提供了博覽羣書的條件，京城的文化環境和他的廣泛興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養。次年得陳子昂《感遇》詩及杜甫詩數百首悉心讀之，始大量作詩。
貞元十五年（799年），二十一歲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於河中府。此時，正當駐軍騷亂，蒲州不寧。元稹藉助友人之力保護處於危難之中的遠親。不久，元稹牽於功名，西歸京城應制科試。
選婚高門
貞元十八年（802年）冬，元稹再次參加吏部試。次年春，中書判拔萃科第四等，授祕書省校書郎。貞元十九年（803年），二十四歲的元稹與大他八歲的白居易同登書判拔萃科，併入祕書省任校書郎，從此二人成爲生死不渝的好友。元稹出身中小地主，門第不高，只有入仕以後，纔有結婚高門的資本，如今作了校書郎，這時，元稹正值風華正茂，才華橫溢，自然就把終身大事提上了日程。據韓愈《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墓誌銘》雲：“選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祺時始以選校書祕書省中”，元稹授校書郎後不久便娶韋夏卿之女韋叢爲妻。十月，岳父韋夏卿授東都洛陽留守，赴東都洛陽上任，由於韋叢是”謝公最小偏憐女”，割捨不下，於是元稹、韋叢夫婦一同侍從韋夏卿赴洛陽，元稹夫婦就住在東都洛陽履信坊韋宅。元稹次年初才返回京城，而依據元稹詩文韋從則久居洛陽，這一階段元稹因家事多次往返於京城與洛陽。
一貶江陵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白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爲第一名，授左拾遺。元稹一到職立刻接二連三地上疏獻表，先論“教本”（重視給皇子選擇保傅），再論“諫職”、“遷廟”，一直論到西北邊事這樣的大政，同時旗幟鮮明地支持裴度（時任監察御史）對朝中權幸的抨擊，從而引起了憲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見。元稹奉職勤懇，本應受到鼓勵，可是因爲鋒芒太露，觸犯權貴，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滿，九月貶爲河南縣尉。白居易罷校書郎，亦出爲縣尉。此時，母親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此後，三十一歲的元稹被提拔爲監察御史。
元和四年春（809年），奉命出使劍南東川。初登官場，意氣風發，一心爲民，報效國家，遂大膽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許多冤案，得到民衆的廣泛歡迎和崇高讚譽。白居易更是作詩贈他“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申”。這一舉動觸犯了朝中舊官僚階層及藩鎮集團的利益，很快他們就找了機會將元稹外遣——分務東臺。東臺就是東都洛陽的御史臺，用意在於將他排擠閒置。即便遭受到這樣的打壓，元稹仍然堅持爲官之初的原則，秉公執法。同年，正值仕途受挫時，其嫺淑聰慧的妻子韋叢盛年而逝，韋叢之死，對元稹打擊很大，使他常常夜不能寐。由於難遣傷痛，元稹寫下了有名的悼亡詩——《遣悲懷三首》。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彈奏河南尹房式（開國重臣房玄齡之後）不法事，被召回罰俸。途經華州敷水驛便宿於驛館上廳，恰逢宦官仇士良、劉士元等人在此，也要爭住在上廳，元稹據理力爭，卻遭到仇士良的漫罵，劉士元更是上前用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鮮血直流，最終被趕出了上廳。後來唐憲宗便以“元稹輕樹威，失憲臣體”爲由，貶元稹爲江陵府士曹參軍。從此開始了他困頓州郡十餘年的貶謫生活。
二貶通州
元稹因才華出衆、性格豪爽不爲朝廷所容，流放荊蠻近十年。隨即白居易也貶爲江州司馬，元稹量移通州司馬。雖然通州、江州天遠地隔，可兩人來往贈答，計所做詩，有自三十韻、五十韻直至百韻者。江南人士，驛舍道途諷誦，一直流傳至宮中，里巷之人互相傳誦，致使市上紙貴。由詩中可知其流離放逐之心境，無不悽惋。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三十七歲的元稹一度奉詔回朝，以爲起用有望。途經藍橋驛曾題詩留贈命運相似的友人劉禹錫、柳宗元。抵京後，與白居易詩酒唱和，意氣風發。元稹收集詩友作品，擬編爲《元白還往詩集》，但書稿未成，卻突然與劉禹錫、柳宗元一同被放逐遠州。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元稹“一身騎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馬。流落“哭鳥晝飛人少見，悵魂夜嘯虎行多”（《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瘧疾，幾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興元府求醫。潦倒困苦中，詩人只能以詩述懷，以友情相互慰藉。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響力的樂府詩歌《連昌宮詞》和與白居易酬唱之作180餘首。
三貶同州
隨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舊識崔羣、李夷簡、裴度相繼爲相，逐漸改變了他在政治上長期受壓抑的處境。元稹於元和十三年（818年）已代理通州刺史，歲末，轉虢州長史。元和十四年冬（819年），唐憲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對其詩文深爲讚賞，“以爲今代之鮑、謝也”。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及位後，因宰相段文昌之薦，元稹授祠部郎中、知制誥。唐穆宗爲太子時已喜愛元稹詩歌，此時特別器重於他，經常召見，語及兵賦及西北邊事，令其籌畫。數月後，被擢爲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與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紳俱以學識才藝聞名，時稱“三俊”（《舊唐書·李紳傳》）。在迅速升遷的同時，元稹陷入了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漩渦，與李宗閔的積怨爆發，埋下黨爭的種子。不久，由於誤會等原因，裴度彈劾元稹結交魏宏簡，元稹被罷承旨學士，官工部侍郎。次年春，元稹、裴度先後爲相。在唐王朝與地方軍閥的鬥爭中，元稹積極平息騷亂，擬用反間計平叛。可覬覦宰相之位的李逢吉與宦官勾結，派人陰謀誣告元稹謀刺裴度，後雖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時罷相。元稹出爲同州刺史。
長慶三年（823年），他被調任浙東觀察使兼越州刺史。唐敬宗寶力元年（825年），元稹命所屬七州築陂塘，興修水利，發展農業。在浙東的六年，元稹頗有政績，深得百姓擁戴。
四貶武昌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九月，元稹入朝爲尚書左丞。身居要職，有了興利除弊的條件，他又恢復了爲諫官時之銳氣，決心整頓政府官員，肅清吏治，將郎官中頗遭公衆輿論指責的七人貶謫出京。然而因元稹素無操行，人心不服。時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閔正再度當權，元稹又受到排擠。大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被迫出爲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大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病，一日後便在鎮署去世，時年五十三，死後追贈尚書右僕射，白居易爲其撰寫了墓誌。

【主要影響】
文學
詩歌
元稹在詩歌、小說、散文、文學批評等方面都卓有成就，而以詩歌成就最突出。他與白居易發起了詩歌運動——新樂府詩歌，由元稹開先河、白居易參與完備、流傳千年的詩歌派別——元和體（唐憲宗元和年間，元稹、白居易倆人所寫的、注重詩歌語言平易淺切和通俗性的長篇排律）不僅“詩到元和體變新”，且天下文人“遞相仿效，竟作新詞”。
元稹所在的元和詩壇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重要的轉折時期，是唐音漸趨宋調的轉型時期。元稹作爲這次新變中的具有不可替代意義的重要詩人之一，在中國詩歌史上佔據顯著的一席。
元稹的詩學主張及理論批評比較集中地反映在《樂府古題序》《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序》《敘詩寄樂天書》《上令相公詩啓》《杜君墓誌銘》《白氏長慶集序》等作品裏。在《樂府古題序》中，元稹條述了詩史的源流正變，反對“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主張“寓意古題，刺美見事”，推崇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詩篇，“即事名篇，無復依傍”，讚美了杜甫的新式樂府創作。“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八字極好地概括了新題樂府的特色，也肯定了“寓意古題，刺美見事”。在《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裏，肯定了李紳《樂府新題》“雅有所謂，不虛爲文”，這與白居易在《新樂府序》裏所倡導的“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的精神完全一致，對於新樂府的創作實踐頗具有綱領性意義。
樂府詩在元詩中佔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並序》“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啓發了創作新樂府，且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缺點是主題不夠集中，形象不夠鮮明。和劉猛、李餘《古樂府詩》的古題樂府19首，則能借古題而創新詞新義，主題深刻，描寫集中，表現有力。長篇敘事詩《連昌宮詞》，在元集中也列爲樂府類，旨含諷諭。元稹非常推崇杜詩，其詩學杜而能變杜，並於平淺明快中呈現麗絕華美，色彩濃烈，鋪敘曲折，細節刻畫真切動人。元詩中最具特色的是豔詩和悼亡詩。他擅寫男女愛情，描述細緻生動，不同一般豔詩的泛描。悼亡詩爲紀念其妻韋叢而作，《遣悲懷三首》流傳最廣,，它表達對亡妻的不盡思念，寫得悲氣襲人，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淚，其中第二首的結句“貧賤夫妻百事哀”爲世所熟誦。還有《離思五首》（其四）也極負盛名。此詩寫久藏心底的不盡情思，因爲與情人的曾經相識而自此對其他的女人再也不屑一顧（“取次花叢懶回顧”），詩中的比興之句“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語言幻美，意境朦朧，十分膾炙人口。
在詩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韻相酬”的創始者。《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均依次重用白詩原韻，韻同而意殊。這種“次韻相酬”的做法，在當時影響很大，也很容易產生流弊。元稹曾自編其詩集、文集、與友人合集多種。其本集《元氏長慶集》收錄詩賦、詔冊、銘諫、論議等共一百卷。
元稹詩歌在語言藝術上的成就是用語淺近。與崇尚奇險的韓孟詩派不同的是，元稹善於用淺近平易的語言準確傳神地表情達物，直抒胸臆。淺近是元白詩派的最大特點，也是它獲得廣大讀者的重要原因。在詩歌學中，常語和奇語是一對值得重視的矛盾。從表層意義上看，似乎以常語入詩比務奇鬥險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從更高的審美層次來審視，用淺近的語言確切精細地摩寫出自然界萬物情狀以及詩人自己的心態，倒是一種較難達到的藝術境界。元詩的喜用常語，在明白曉暢的樂府詩中表現得比較明顯，在寫景抒情詩中表現得也很突出。詩人對大自然懷有濃厚熾烈的興趣，自然萬物的一舉一動都強烈地奉動着詩人的詩思，被他迅速及時地捕捉到詩思。元稹與劉宋詩人謝靈運不同，他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以淺顯語言貼切自如地傳達出風光物態，如《紅芍藥》。語近的特點不僅出現在元稹的詠物詩中，也出現在他的悼亡詩中，如《遣悲懷三首》。元稹的常語並非率爾爲之，相反，他非常注意選語的精工。清人賀裳早就看到了這一點，他說“詩至元白，實一大變。兩人雖並稱，亦各有不同，選語之工，白不如元；波瀾之闊，元不如白。”元稹運斤成風，既苦心經營又不露斧鑿痕跡，如《李娃行》。元稹在追求語近的同時，也把思深作爲自己詩歌的創作目標。在一些抒情詩中，元稹做到了語近和思深的有機統一，如《夢井》。
元稹與白居易齊名，同爲“新樂府運動”的領導者、“元和體”的首倡者，世稱“元白”，在唐詩史上兩人如雙峯特起，論唐詩者輒曰前有李杜，後有元白，前後輝映，成爲中國詩史的巍巍豐碑。元白堪稱元和長慶詩壇的旗手，不僅以其創作產生廣泛影響，而且以理論相鼓吹。賀裳稱元白論詩“深得六藝之解”（《載酒園詩話》卷三）。
古文
元稹是中唐“新樂府運動”的首倡者和領導者，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在元稹傳世的散文中，制誥數量最多，佔一半以上，成就也最高。立論純正，舉事周詳，旨趣明確，措詞雅馴是元稹制誥文的總體風貌，它一改先前制敕堆砌典故、四六套話、頭肩腹腰尾幹篇一律的陳腐面孔，有如春風吹拂大地。《唐書》本傳載：“辭誥所出，然與古爲侔，遂盛傳於代。”這種英姿勃發的新體聖旨受到朝野一致歡迎是情理中事。因爲它重塑了皇帝和最高領導機構的形象，使本來並不英明的穆宗皇帝變得胸有全局、知人善任、通情達理，且不失幽默感;同時也顯得政令暢通，國家機器運轉正常而有效。在國家多事之秋，能有這樣一線亮光溫暖人心彌足珍貴。唐穆宗高興地說：元稹的革新制詔，“使吾文章語言與三代同風”。他以古文制誥，格高詞美，爲人效仿。
在創作實踐上，元稹詩文兼擅，《元稹集》存文三十多卷，諸體該備，時有佳作名篇。
傳奇
元稹創作的傳奇《鶯鶯傳》（陳寅恪所言《鶯鶯傳》爲元稹自傳尚有爭議）敘述張生與崔鶯鶯的愛情悲劇故事，文筆優美，刻畫細緻，爲唐人傳奇中之名篇。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四章《豔詩及悼亡詩》附《讀〈鶯鶯傳〉》中指出：“《鶯鶯傳》爲微之自敘之作，其所謂張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無可疑。”後世戲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創作出許多戲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和元代王實甫《西廂記》等。
政治
整頓法度
元稹在朝廷任監察御史時，在整頓法度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成績。元和四年（809年）朝廷派他擔任劍南東川（相當於今天的四川東部、重慶、陝西南部一帶）詳覆使，前往東川調查瀘州小吏任敬仲的貪污案，順便調研採訪，看看有沒有其它不法事件。元稹到了瀘州開始着手調查，發現在任敬仲的事件中牽涉到瀘州刺史劉文翼的貪污行賄案，劉文翼的貪污行賄又和前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隨着調查的深入，元稹發現嚴礪犯有收受賄賂、誣陷良民、擅自沒收百姓財產、擅自徵收賦稅留爲己用等不法行爲。元稹把這些寫成長篇彈狀上奏朝廷，平反了許多冤假錯案，得到民衆的廣泛歡迎和崇高讚譽。白居易更是作詩贈他“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申”。
元稹完成出使任務，回到朝廷之後，繼續充滿激情地履行着自己作爲御史的職責，在幾個月內又先後調查並上報了十餘起違法案件，彈劾的人員包括浙西節度使、河南尹、武寧王等高官貴戚。後來元稹擔任尚書左丞，出任郎官，與違法亂紀的七個朝臣交鋒爭鬥，在整頓法度，肅清吏治方面做出了顯著成績。
地方政績
元稹在地方做官時也作出了顯著的政績。元稹在通州，前三年任司馬，後擔任代理刺史七個月。他整頓吏治，出臺政策，“賞信罰必，市無欺奪，吏不侵軼”。他引導百姓除草開荒，着手改變通州的落後面貌；還在南外翠屏山建戛雲亭居宿，親事農事，指揮農業生產；同時親擬祝文三篇，在華陽觀祭天氣，求上蒼風調雨順、來年豐收、百姓安康。因爲元稹情繫百姓，政績累累，當年通州人在他離任時登高而望，目送天涯，留下了“元九登高節”這一民俗。
元稹在武昌時，關心修水利以發展農業，均貧富以定稅籍等改善百姓生活的事情。在嶽州大水災期間，元稹察知轄地實情，上奏朝廷，開倉出官米賑災，救護百姓。後又向朝廷請求捐免當地秋租，解決百姓生活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