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旁聽生的真實生活 清華北大的旁聽課

2月22日，浙江蘭溪湘溪鎮52歲的賣菜小販範國良第一天來到北京大學。上午聽了四節課，他說感覺還不錯。
2008年，范家修宗譜時，範國樑無意中發現自己是宋代思想教育家範俊的二十八代傳人，決定修宗古籍。他的祖先。由於之前只讀了三年書，範國樑下定決心要上北大。
事情傳開後，有人佩服他的勇氣，也有人認爲這是不切實際的夢想，中國版的《堂吉訶德》。事實上，在北大、清華等大學“學習”的旁聽生有成千上萬，從二十出頭到六十多歲。
“不上北大，就永遠不會死”
2月18日下午，範國樑帶着簡單的行李乘火車抵達北京。
發現自己是範軍的後人，範國樑自此迷上了他的作品，並用全部積蓄7萬餘元重修範軍墓，並組織出版了一部範君作品集。此次北上求學，他希望能找到範俊所著《湘西記》的元宋原著，將古文譯爲現代文。
雖然長期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但範國樑在2000年退役後，以286分的總分獲得大齡考生全國第一名，被貴州師範大學錄取.本科畢業後，連續五年在該校任教研究生。現在，他正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中文系旁聽博士課程。
範國良艾德坦言，雖然自己在積極自學，但古文還是有一定的難度。“我認識所有的字，但我不能正確地把句子說對，這很痛苦。”他說。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在網上認識了曾就讀於北大的同學劉哲，劉哲建議他來北京深造。
通過原北大中文系辦公室主任張興根，範國良拿到了北大圖書館借書證和閱覽證。第一天上課，教授看都沒看這個命途多舛的“學生”，只是讓他搬了張椅子坐下。“北大真是個求知的好地方。”範國樑發自內心的感慨道。
因爲生活貧困，範國樑在距離北部約半小時車程的地方租了一間10平米的茅屋，租金爲每月700元。他還打算sh將原來的三年審計期限縮短爲兩年。“平時省喫儉用，沒課的時候撿破爛掙點錢，總能過得去。”他計劃將自己的日常生活開支控制在10元以內。一鍋80毛錢的麪條和50毛錢的榨菜芥末，他就能搞定一頓晚餐。
範國樑並沒有將自己的計劃告訴家人，而是說，“先去（北京）。”“先去看看”，幾乎是所有北京高校旁聽生“敷衍”家屬的話。
43歲的北京大學旁聽生史敬軍，爲了謀生，長期在工地打工。沒地方住的時候，他就住在下水道里。躺在冰冷的管道里，石景軍時常回憶起自己“紅”的那段時間。
他年輕時在浙江老家村裏辦過一份小報，報道村團工作成員和村民的生活。有四版加一副，都是他寫的。正因如此，史景軍受到了省領導的接見。“能受到大領導的接見，是小村子裏的人的榮幸。”他得意地笑了。
懷揣着一個文學夢，史景軍數次提出去北京度假，都未能如願。39歲那年，石景軍決定爲自己的文學夢想做最後的一搏。他對妻子說：“如果我不去北大，也許我永遠都沒有機會了，即使去看了，我也會安詳死去！”
尷尬生活情況
他說“先去看看”，真正走進北大、清華的教室，這些旁聽生都捨不得走。
石景軍剛來北京時，住在北大吉用莊附近的一間平房裏，月租220元。日五平米的房間陰暗陰冷，只能放一張小牀和一張桌子。這是房東家的儲藏室，以前是用來養狗的。
2007年28歲的餘雲凱來到北京時，住的就是這麼大的“小房間”。房子在象山附近。冬天沒有暖氣，月租200元。因爲離學校太遠，餘雲凱每天早上5:00起牀坐車上學，晚上9:30才能回家。房東李雲霞說，餘雲凱每天很少說話，就是看書。
“最困難的時候就是一兩天喫不下飯，只能打電話給弟弟妹妹，讓他們給我寄點錢，或者找熟人借。”餘雲凱說道。他從不在外面喫飯，總是在家做飯，但不管怎麼省，一個月的伙食費和房租也要500元。
在北京四年，餘雲凱從未穿過羽絨服，冬天只穿厚一點的外套。他說自己很少生病，頂多是個小感冒。“生病了，得買藥，得去醫院，都是要花錢的。”餘雲凱說。
一邊打工一邊找工作學習是大多數審計人員的選擇。
審計系學生常俊樹有幸成爲北大三樓的一名保安。每天所有老師都離開辦公樓後，他就鎖上門，檢查每一層樓，關掉樓道里的燈，一直值班到第二天凌晨。
紅三樓一樓的樓梯間，隔着一扇半米寬的木門。不到四平方米的空間裏，有一張牀，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常君書的住處，也是他每晚學習的地方。每個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常俊樹很安於現狀。
不看好by“家人”
在礦業大學附近的地下招待所，一張牀位每月400元。這是69歲的清華審計師李文超的住所。他已經成爲這裏的名人，前來採訪他的記者紛紛前來。
住在招待所的其他人對李文超並不羨慕。還有人忍不住小聲告訴記者，“我勸他回去照顧老人，他不聽。”這麼大年紀該讀什麼書呢？我真的不明白。”
“孤獨？我並不孤單。每天都去聽課，晚上九點三十分纔回來，一切都很好，很充實。”李文超的話似乎在隱瞞什麼。
不少旁聽生表示，有時教室裏學生太多，旁聽生只能挪開椅子，坐在過道上。此外，由於審計師之間的年齡差距rs和正式的學生，他們很難融入正式的學生羣體。
雖然常俊樹在北大校園生活、學習、工作，這裏似乎成了他的“家”，但一些“家人”並不看好他。
去年，常君書考研第一次掛科，安全組有人覺得這樣的成績“很正常”。一位同事說，知道常君書考研，隊裏的保安就議論紛紛，“他就算是正式本科也不一定能考上，何況他大專畢業。”
於雲英凱租來的小屋裏，書本等物品堆得滿滿當當。雖然不願意承認，但夾在書本之間的化妝品還是“泄露”出了他有女朋友的消息。他承認他的女朋友很喜歡我在精神和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幫助。餘雲開這兩個跨年夜都是在租來的房子裏度過的，“我也不是沒想過回家孝順，我覺得我還年輕，可以多學點東西，做點事情。”餘雲凱說道。
出路在哪裏？
出路在哪裏？無論是做了15年審計師的劉哲，還是剛到北京一個月的範國良，都面臨着這樣的思考和選擇。
2006年，23歲的王小兵辭職後，帶着女友來北京考研。他回憶說：“當時我想，如果我們考試不及格，我們就分手，不能耽誤別人。”住在六郎莊的出租屋裏，王小兵邊讀書邊過着節衣縮食的生活。兩人以發傳單、看管倉庫、做苦力、推銷員爲生。
最後考上了ce民族大學研究生，現攻讀博士學位。在香港中文大學。“很多審計師都想通過這種方式改變命運，但成本太高，現實會壓垮人的精神，”他說。
常君書得知王小兵的經歷後非常激動，“這正是我想走的路，考研，博士第二次考研，申請了對於北大中文系來說，在所有專業課都及格的情況下，英語38分還是一個很大的拖累。”常君書策劃了這件事。
穿梭於北大、清華、中國人民大學、航空航天大學之間的石景軍，忙碌了四年，他有文章發表在報紙副刊上，他覺得自己離自己的文學夢想越來越近了。
餘雲凱目前正在修改一份12萬字的手稿。此前，他曾將稿件寄給幾家出版社，但只得到其中一家的回信，稱稿件仍需修改。爲此，餘雲開辭去了兼職工作，邊聽邊專心修改稿件。
北京大學教務處相關人士表示，開放的北大精神，不排斥外人蔘會。原則上，北大審計需要錢申請審計許可證，但很多審計員都不願意花這筆錢，而且審計員的具體人數也很難統計。